于20日下午飞抵北京，办事处的同事很顺利地接到了我。返城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与我闲聊，我则疲惫地抽了几支烟，话并不多。窗外是大城市共有的灰黑的天空，已近黄昏时分。仿佛是因为有了汹涌的车流，这阴霾才稍稍离开地面，没有重压下来，而汹涌车流的红色尾灯，像一双双血红的、欲图逃离而不得的走兽的眼睛，愈发衬托着天空的阴霾。同事小郑和我同岁，大了几个月，本科毕业即参加工作，原先做销售，现在是驻北京办的秘书。在外漂泊多年的他看起来比我年长许多，这令我对他结婚多久的询问显得非常无礼。但他依然十分热情，向我讲述自己几年前做销售时如何跑遍了长江以北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如何仅用一天时间就从北京开车直达哈尔滨。但他并不以此为荣，只说这是被逼无奈。现在人事定于北京，不再奔波劳碌，但对于现在的生活，他感叹最多的便是无聊和凄凉。大部分的闲暇只能靠电视打发，偶尔去昌平的研发中心与同是驻外工作的老友喝上一杯，便是少有的幸福时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因“天涯沦落”而自动建立的纯粹感情让遥远的路途变得无足轻重。那些朋友大多已婚，家人却在千里之外的云南，而他的女友仍在水富。“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在这个话题中引用了若干遍。大概这是他心目中最准确也最凝练的表达了，准确到“此无它”地流露出来，流露再多也是自然的了。他坦言驻外工作的艰辛与无趣会让人失去对生活的憧憬和热情，虽然现在身居北京，但他没有丝毫游览名胜的冲动和计划，除非有亲戚朋友远道而来邀他陪同，否则他是断然不会去天安门、长城一类的地方的。可能他察觉到这会令我误解，以为他不愿陪我四处游玩一番，于是即刻补充说明，周六周日皆有了工作安排，我若要出游，大概也要等到周一。况且，待会把我安顿好之后，还要去接另一班飞机。一位工程师今天也要来京，恰好是刚才所说的昌平的老友，几个人已经约好，接了人直接去昌平“例行酒事”。我为他有这样的安排感到高兴，劝他今晚不必回来，驾车不安全。他说不碍事，并问我明天想去哪里耍一耍。于此时，他又问了我一遍这是第几次到北京。此时我才明白，我的到来，或许也算是给他乏味的生活增添一点新鲜。但我仍然感谢他的热情，并很翔实地告诉他，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上一次，和一帮亲密的同学来欢度国庆，看了十一升旗，去了长城故宫，逛了西单赛特，吃了东来顺全聚德，另外还凑巧在清华过了中秋，在颐和园和外国妞照了合影，总之，要说没来过北京，似乎是说不过去的了。他听得哈哈大笑，说既然如此，那就不管你了。不过，我当晚还得先去北京一家公司一趟，因为来之前已约好，当晚要把此次公干的事项和日程落实，因而需要他送我一程。至于此后要去哪里，我也向他坦言，这次因公出差，事情还挺紧，也确无游览的兴致，倘若有空，至多也就是去中关村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手机。何况，我连数码相机都没带。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让他相信，我确实不是来玩的。

晚上7点多我去到那家公司，和客户经理接上头，随即开始工作。一切弄完已是9点。计划中周六我仍要去该公司一日，周日休息，周一再去，周二周三视周一的情况安排，一切顺利的话周四上午去该公司了结此次事项，下午离京。

第二天依计划行事。

第三天，10月22日，周日，一早醒来，从宾馆14楼看见了万里无云一碧如洗的蓝天！视野里没有灰色的建筑，没有汹涌的车流。“到北京去！”我这样叫了一声，立马翻身起床。直到洗漱之时，我才清醒一些：“去北京哪里呢？”下楼打算吃个早点，可惜宾馆早餐已结束，此时差不多快10点了。到门口的报亭买了份地图，打开来乱找。首先看见诺大一块绿色的“天坛公园”。不错，天坛没去过，去转转。刚要收起来，一眼看见“鲁迅”两个字。仔细察看，“鲁迅博物馆”。北京还有个“鲁迅博物馆”？我真不是一般地孤陋寡闻。打了个车，“师傅，鲁迅博物馆。”奇怪的是，这个师傅开了几米就停了下来，给我赔了个不是，说他要交班了，从这里去鲁迅博物馆路远，可能来不及，让我换一辆车吧。我无所谓，他和旁边一师傅打了声招呼，我就上了这位师傅的车。开出去一会这位老师傅发话了。

“小伙子，我告儿你，刚才那个是农村来的新出租。大清早的交什么班呐，他蒙你呢，他那是不认识路，怕把您给耽误喽。”

我随即显得恍然大悟，此话一出，这位师傅定是认得路的。“那从这里过去大概多少钱？”

“也就二十来块吧。”

“挺远的嘛。”

“远？瞧您说的，您这是打哪儿来呀？”

“云南。”

“哟，够远的嘿。您来旅游的？旅游的谁去那地儿呀。您是来读书的吧。”

“出差。”

“那您去那儿干嘛呀，嘚了个空，不去故宫呀长城呀什么的转悠转悠？”

“去过了。”

“哦，那您是文艺工作者？”

这位出租车司机大概有50多岁近60岁了。“文艺工作者”的称呼恐怕稍微年轻一点的师傅是不会用的。我看他头发一半都白了。

“您开出租有年头了吧。”我把问题还了回去。

“咳，瞎开，也就十来年吧。前些日子开过旅游大巴，没劲，还回来开了出租。”

“那您以前都做什么的呀？”

“什么都做。……”

正在这个时候，前面一辆车突然一个甩尾，差点没把我们的车刮到。这位老司机迅速调整方向减慢车速，绕了过去。

“悬，真悬。”

“这是怎么了？”

“这路上不知谁的车洒了油了，您瞧瞧，这一照啊都发亮了。得，保不定还得歪了多少车呢。刚才那车肯定滑了一下，那司机也够笨的，没经验，你踩刹车踩这么死干嘛，稍微带一下调方向就完了，踩死了肯定要甩。没经验。——这得赶快通知那什么交通广播什么的，让他们给播播，提醒大家注点儿意，这路段洒了油了。”正说着他就拿出手机拨了个号，没通，他又拨了一次，终于还是没了下文。

我看这师傅人挺好，挺热心，就问他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师傅是农村来的。

“小伙子你不知道，现在出租车不好开，老北京早不开了。您瞧见没，到处都是电子探头，一不留神就罚你二百。我们出租车不一样，罚了钱，还得扣三分，随后回了公司再罚，还把你逮去开个班儿培训培训，您说说，这还是二百的事儿吗？受不了那罪呀我跟您说。也就我这样的，眼瞅着就60了，还折腾什么呢？开吧，怎么说这北京城，您要去哪儿我就给您送哪儿去，还专找那近路小胡同什么的，没我不认识的，您手里那地图上没名儿的地儿我都知道。”

接下来这位师傅真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地图上没名儿的地儿我都知道”。

“实话告诉您得了，那鲁迅博物馆啊，我忒熟了。我小时候就住那儿。宫门口头条29号就我们家。那不‘鲁迅故居’嘛，我小时候就在那儿玩大的。”

我小吃了一惊，没这么巧吧，要去鲁迅博物馆，竟碰上一个“原住民”，还熟门熟路的，这是哪门子运气啊？

“那地儿叫宫门口，我家就住在宫门口头条胡同。”他重复了一遍，旋即话锋一转，“鲁迅的诗我挺喜欢的。”

我以为他认定我是个文艺工作者，便要吟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媚我一下。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这位老师傅吟到此处便停止了。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

“鲁迅的小说写得也挺好的。只是我们文化不高，看得不深，不大懂得他的深意，但也喜欢看，《呐喊》就很好看。不过我更喜欢鲁迅的诗。多贴切啊，您说说。”

我猜他大概是说自己作为出租车司机的境遇吧，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来解。

忽然，我看见车的前方赫然出现了“徐悲鸿纪念馆”几个大字，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小店，以至于这几个字和下面的建筑特别醒目。我赶忙叫师傅停车。

“您要下了？”他没停车，只是放慢了速度缓缓前行。

“这是徐悲鸿纪念馆呀，怎么会有个徐悲鸿纪念馆在这里？”其实我都不知道当时具体问了什么，因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完全是个惊喜。我的问题就是一个惊叹号加一个问号。

“嘿嘿，这一带的纪念馆多了去了。什么梅兰芳纪念馆，程砚秋纪念馆，您要有心，够您看个十天半月的。您是这下车呢还是去鲁迅博物馆？”

“这里离鲁迅博物馆近不近？”

“不远，您完了自个儿走回来得了。”

“好的，走吧。”

正说着，我们的车插入了一个小胡同。

“您看我走这道，别的人是不知道的。我告儿您，穿过去就快到了。待会您就从这走回来，也就二十来分钟吧。”

很快我们出了胡同。

“现在这条路叫‘赵登禹路’。赵登禹您知道的吧，国民党的抗日将领，29军的。全北京城就俩路是用人名命名的，一条是这赵登禹路，还有一条叫佟麟阁路。俩抗日将领，都29军的。国名党起的路名，建国后也没改。往前直走，过了长安街就是佟麟阁路。”

我详细询问了两位将领的名字，记录在笔记本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写完抬头一看，正好瞧见路牌上大大地写着“赵登禹路”。沿路有许多工人正在施工，在翻新一些老四合院的外墙。

“哎，驴粪球，外面光。您都看见了，这些老四合院早些年说要拆，拆光，现在又不拆了，还找了这么些个人来，弄这弄那的，外面漂亮了，里面还是一个样儿。这不就是‘驴粪球，外面光’？”

我循着他的话看去，确实，这些市政工程仅仅是把外墙粉刷一下，或重新砌一堵新外墙，但很容易就可以看见外墙里面一副残破凋敝相的内院，至少现在很容易就看见了。

“北京城就这样儿。”他总结到，“就看见房价涨了。”

我被他后面这句话逗乐了，他也乐了，秋日上午晴朗的风从车窗外吹进来，直叫人神清气爽。车往右转，我看了一眼地图，问师傅现在这路是不是阜成门内大街。

“好眼力，我们马上就到了。喏，瞧见没，宫门口。”

我转头探看，并未看见写有“空门口”的标牌，仔细盯了几个门牌，也没看见“宫门口”三个字。不过，一个大大的白塔很是耀眼。

“这是哪里？”

“您说这儿啊，白塔寺。您瞧见没，那白塔。以前里面整修的时候，发现了乾隆手书的经卷和佛舍利呐，那可是国宝。”

由于前面没有红灯可等，我们很快驶过这一段路，我以为还要走，大概没过100米，车子唰地一下右拐，碾着落叶进入一段胡同。车停下，50米远处便是胡同的尽头，在车上可以清楚地看见“鲁迅博物馆”的匾和下面的红色大门。

“到啦，小伙子。要不是你，我也很久没来这儿啦。我家以前就住宫门口头条，29号，就在旁边儿。再见了您呢。”

“再见，谢谢您，谢谢谢谢。”我非常不舍地与老师傅告别，真心诚意地怀着感激之情连声道谢，“宫门口头条29号。”

“就在旁边儿。”

我俩仿佛小朋友对暗号一样调皮地结束了对话，他很开心地与我挥挥手，开着车汇入了车流。

我转身看表，上午10点22分。踏着胡同的老路和上午的斜阳透过树木和房屋间的缝隙投下的碎影一步步靠近鲁迅博物馆，我想起大一去上海，也是很意外地去到虹口公园（坐错了车），遇到了鲁迅墓。当时所认识的鲁迅只是教材里几篇课文的作者和一系列头衔的对象，不过我仍抱着原始的崇敬之情，穿上正好随身带着的中山装，在鲁迅墓前存照留影。而这一通遭遇只是少年玩耍的片断而已。毕业之际，友人来杭，说要去绍兴一游。浙江七年，竟没去过鲁迅故里和即将离开近水楼台的双重事实让接受了作为陪游的邀请，与朋友一同去了那个因鲁迅而声名远播的绍兴。学友H兄本绍兴人，他以其热情、细心、温和、周到的接待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倍感绍兴之亲切。但我那兴致勃勃的朋友并非因鲁迅而来，人家是一名欲到绍兴来寻找杂志广告里的水乡的白领少女。她终将失望扫兴并自欺欺人，我因此很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去。但绍兴苍白到了底线也终究是鲁迅故里，只要去了，我就不虚此行。只是绍兴空气中弥漫着借鲁迅之名升官发财的味道，这恐怕已让绍兴变成了全中国离鲁迅最远的地方。喧嚣刺眼的政绩工程和敛财手段横七竖八地涌现，到最后我觉得自己几乎是逃离的。鲁迅老家到底几室几厅几厨几卫，我不打算去看也没钱去看。名人故居经千篇一律的“保护性开发”之后到底还有多少价值？这价值若存在，对谁而言才是价值？北京，鲁迅也曾经在此生活。现在，鲁迅在北京的故居近在咫尺，他何止一次走过的胡同，那些或许是他的邻居的后人，阳光很好，一位满脸老人斑的妇人坐在自制的轮椅上，歪着脖子看我，一条破旧的枣红色毯子盖在她的腿上。我竟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处经“保护性开发”的名人故居——但鲁迅与名人何干？我走上前去，只见大门紧闭。

难道周日不开放？收门票的地方应该没这规矩吧。徘徊了一会，决定“闯”进去。察看一番，发现这门不是对开，而是靠滑轨侧开的。我用了很大的力气把门滑出刚好容下我侧身而入的空间，我像个贼一样左右张望两下，嗖地一下就进去了。

“站住，干什么的？”

我被保安逮个正着。一个保安已然站在我面前，他身后的保卫室里还坐着几个看电视的同伴，此刻他们都伸长了脖子打量着我。

“几点开门？门票多少钱？今天是不是不开放啊……”

我慌里慌张地对付着他，还没把料抖完，他就很不耐烦地公布答案：现在不开放，在改造，要年底才开放，改造期间谢绝参观。说着说着他就要摆出一副送客的架势，一只手已经去拉那道厚重的滑门。我也摆出一副听不懂的架势，借着好奇察看的模样绕出了他的掌控范围，迈向前院。保安急了，一面哇啦啦地开始用语气驱逐我，一面上步要拉我一把。我见势不妙又退回到溜进来的入口处，并开始东一下西一下地做着寻求通融的努力。正当时，一个中年人从正门左侧的院里提了个包急匆匆地走出来，看见我们在饶舌，站了一会，了解清楚了情况，从后面拍了拍保安的肩。“待会记得把三楼的门锁上。”

吩咐完毕，他走到门口，转身用手指着对面的花园划了个圈。

“你就在这里转转看看吧。里面不要去，还在施工。”

说完他就从我溜进来的门缝里挤了出去。保安把门带上，很有些丧气地重复了一遍“就这里转转看看”的命令，并加上一句，“五分钟啊。”

我随口一谢，径直走进去，心里倒是很感谢那位急匆匆的中年人。

走进去转了一圈，如保安所料，就五分钟。主展馆关闭，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风格时髦的装修。《狂人日记》、《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名篇名作的名字被以不同大小的不同字体竖着错落排列，让我恍惚看到了广告公司的办公室。在主展馆斜对面的一隅，有一座头像。走近发现是裴多菲。像座上用中文和匈牙利文刻着“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匈牙利共和国总理费杰希·彼德博士于2003年8月27日为雕像揭幕”的字样。头像西面便是一座矮房子，青灰色的新砖新瓦，土褐色的新漆木门，只有那门环和门牌是旧的。门牌上的字看不大清，只能依稀辨认出“鲁迅故居，西二条，21”等字样。这肯定是建国后的门牌了，大概也算不得旧。“参观”结束，我绕回门口，想再看点什么，却再没什么可看了。于是只好拿出笔记本，给大门正对着的鲁迅半身像来个速写。我还记得，虹口公园的鲁迅坐像有一把藤椅，而这里的半身像有一条围巾。正在此时，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也“闯”了进来。孩子大概念初中，父母让他老老实实地站着，好给他照相。我才发现，原来这门并非如此难开。一家纪念馆，总还是希望有人来看看，消消寂寞的，这道理和寂寞，保安也是懂的。只是我并没有带上相机，自然也无从把它挂在胸前或拿在手上，因而是费解的，需要盘问盘问。不过，能让在周日专程带孩子来照相的父母带孩子进来照相，这保安也还健康。既然有新人需要照顾，我便老老实实离开了。

此时离我进来之时，不过十来分钟。而我并不失望。偶然地去到上海鲁迅墓及绍兴鲁迅故里并没有让我离鲁迅更近一些，此次直奔北京鲁迅博物馆，我也不认为如此一般便离鲁迅更近了一些。让我离鲁迅更近一些的是李兄，而让我必须离鲁迅近一些、再近一些的是鲁迅本人，他的著作，作为上述二者之土壤的时代以及与之绵延相连至古至今的切近的历史与现实。阅读鲁迅，既快且痛。爽快痛快，却终究有避不开躲不掉忍不住挥不去的痛苦。春长兄曾说，鲁迅著作如鸦片，越看越想看，停都停不下来。这个比喻很贴切地描绘着阅读鲁迅时于“爽快痛快”上瘾的经验，但阅读鲁迅之痛却并不能以吸鸦片相比——这该是怎样的痛？——翻动诗经/我手指如刀/一下一下/砍伤我自己（海子：《但是水、水》）——即使这样，我们仍要翻开《诗经》，即使砍伤自己，我仍要翻开鲁迅。这痛并不会如吸鸦片一般让人沉沦灭亡，相反地，它让人以疼痛抵抗苦难，以疼痛获得健康。——在冬天放火的囚徒/无疑非常需要温暖（海子：《给卡夫卡》）——在黑夜里奋笔写作的鲁迅是很难让人感到温暖的。习惯用“幽默风趣”来谈论他的人似乎想表明自己并不迟钝，习惯用“犀利刻薄”来谈论他的人似乎想表明自己并不麻木，他们是对的。只不过，做到“刻薄犀利”和“幽默风趣”实在是太容易了，在这些文风的外衣里面，却是一个非常需要温暖的、赤裸裸地在严冬般的时代里纵火焚烧旧中国的人。倍感孤寒的鲁迅也是那个赤诚燃烧的鲁迅，他给人温暖，怀有希望，看得见方向，拥有一种父性赐予的幸福。是这涵盖痛苦的幸福让人健康，获得养育，勇于与苦难和一切不幸斗争到底。是作为导师的李兄让我遇上作为导师的鲁迅，而鲁迅让我诚心认同李兄所说的“我们的方向”——那么我们便是鲁迅的追随者。这种追随并非那种流行的、以“还原历史，还鲁迅本来面目”之名恶狠狠地追着鲁迅想要拾取一些好处的追随，也并非“外国友人式”的、一定要去其故居故里拜访寻踪的追随。我相信李兄会同意我的话：我们对鲁迅无所欲求。恰恰相反，我们亏欠鲁迅很多。——然而鲁迅也并不稀罕这几个追随者。诚如老一辈革命家笑谈革命任务之艰巨，须尽全力奋斗，否则无颜见马克思一样，我们的追随与奋斗，也不能日后无颜见鲁迅。明知此类“故居之行”意义贫乏，哪怕是“鲁迅故居”，去了也不会离鲁迅更近，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这种意义贫乏的“观光”乃是一种仪式，于观光之意义，于仪式是无所谓的。正因为如此，接下来要去的便是徐悲鸿纪念馆。

出了鲁迅博物馆，我并未按原路返回。依着那位老师傅指引的大方向，我东拐西拐地穿行于老北京的胡同里，一会儿发现了“宫门口二条”，一会儿发现了“宫门口东岔”。胡同里行走着买了菜回家的老人，穿着睡衣打着哈欠出门上厕所的少妇，背着孩子收废品的母亲，他们衣着褴褛，大清早戴墨镜的小伙子，裤子上挂一根拴狗的铁链，偶尔还有蹲在岔口卖萝卜和大葱的小贩。又拐了几个弯，一条很繁华的胡同出现了。这里熙熙攘攘，两边都是店铺和小摊。有卖馒头包子的，卖手电筒、钮扣和牙签的，卖内蒙古清真牛羊肉的，店里的切片机忙活不停，还有卖收音机旧黑白电视的，卖蛋糕和面包的，有的热乎乎刚出炉，有的放在柜台里恐怕已经有一年了，小老板不停地吆喝一块钱四个四个一块钱，有卖针织内衣袜子的，卖塑料雨靴和拖鞋的，卖过期过得发黄破面的《读者》和《海外星云》等旧杂志的，还有卖mp3和著名歌星最新合辑的，有磁带的有光盘的……好一派集市风光，好一个城中闹市——我忽然就觉得北京变得可爱起来。首都没有忘记这全国各地皆有的闹市，它也好好地养护着这派风光。奥运会可能不需要它，但是人民需要。为了奥运会的面子，有形的手可以像拍拍身上的灰一样把这一切清理掉，不让北京那么“土渣渣”的，外国友人也会冲着摄像机礼貌地伸出大拇指并带着墨镜微笑。但奥运会不过就是个运动会和展销会，外国友人来玩两天还要回去的。而那些“土渣渣”的“阴暗面”会因繁衍于此的人民的需要由无形的手重建起来。本打算绕着绕着就直接找去徐悲鸿纪念馆，可是我在一个胡同的出口处远远就望见的一块很大的招牌改变了我的行程，招牌上大大地写着：爆肚羊羯子。爆肚？难道就是白七爷一口气吃了八大盘的爆肚？羊羯子是个什么东西？或者“爆肚羊羯子”是一个东西？早餐都没吃的我看到这五个字，“噔”地一下没了力气。一屁股坐下来，餐馆里就我一个。

“爆肚羊羯子是什么东西？”

“爆肚就是爆羊肚，羊羯子是羊的脊椎骨，炖完可以顺着菜吃。不过您一个人没法吃，起码得俩人。”

“为什么啊？”

“我们这儿都一盆一盆卖的，您吃不了。”

“爆肚呢？”

“您要哪种？”

“你们这儿的特色菜是什么？”

“您看菜单。”

我按着服务员的要求打开菜单。

“我们这里肚仁和百叶是比较……”

百叶我知道，我打断她：“肚仁是什么？”

“就是羊肚最嫩的地方。”

羊肚最嫩的地方是哪里我还是不知道，但问了一番之后我的好奇差不多也被抚平了，再加上食物诱人的名字和饥饿的呼唤：

“一样一盘。”这话好像是我的肚说出来的。

我也不是白七爷，八盘的境界就不去攀爬了。至于羊羯子，服务员这么说了，我很气馁，但看她指着的放在一旁的脸盆的架势，我也认了。

“就这样吧，快点儿上啊。”

点菜完毕，服务员刚转身，我忽然觉得少了点什么。抬头看见柜台上放了一排二锅头，我说“那个那个……”，服务员转回来直接就问红星还是牛栏山。果然是人民的服务员，但一时我又犹豫了。下午还要去这去那，这酒……不过按照师门所传的“理想实验”，倘若李兄坐在这里……

“红星吧。”

上菜挺快，我杀气腾腾地开始了。不过上午11时，原以为吃完了餐馆里也只有我一人，孰不料很快就陆续坐了两桌。有趣的是每桌也就一人，还都是拿着报纸提着菜的中年男子。难道这就是轮到男人买菜做饭的星期日？只见各人稍微吩咐一番，就翻开报纸点上了烟。服务员一会就各上了一盘爆肚，而且提上来的二锅头都是大瓶的，仔细一看，却只有半瓶。原来这酒是存好的，而这种午饭前的小酌，大概已是久经考验的生活习惯了。回家便要做饭，即使只买菜不做饭，也还要做一个关心妻子的丈夫和疼爱孩子的父亲。不如先在这离家不远也不在家门口的小店喝上两盅吧。酒肉穿肠而过，留下一片难得的清静和潇洒。我看他们读报喝酒吃肉，想起古人以三国下酒，遂翻开背包，拿出《毛泽东选集》，喝上一拇指二锅头，就再看一遍32岁的毛泽东如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

步行三十多分钟，酒气散得差不多了，12：20，我走回了徐悲鸿纪念馆。我终于看到《愚公移山》、《九方皋》、《田横五百士》的真迹，还有那著称于世的徐悲鸿的马和并不为人熟知的徐悲鸿的狮子。从第一展馆到第七展馆，每一幅作品都令人有着平静的激动。我不懂也不关心绘画的技法，只看到一场场表达的渴望。在徐悲鸿的渴望里看不到小我的私欲，的确，出国前的一些作品是相当炫技的，但宏观全场，一种内在必然性重塑着所有作品，仿佛是一个民族选定一位代表，通过他的事业和由此决定的命运来表达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渴望。这是个怎样的民族？看一看这位代表所渴望表达并通过表现为绘画的作品所达到的一切伟大吧。回到那个创作的时代，于苦难深处更见徐悲鸿和他所热爱、为之负责为之鞠躬尽瘁的民族的勇气和力量。徐悲鸿已经超越了艺术家，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创造力。

一群学生的突然闯入打破了纪念馆的宁静。一位老师像老母鸡照顾小鸡一样咯咯地叫学生们不要乱跑，另一位则为孩子们读出画作下方的介绍词。尽管我很高兴老师能把孩子们带到这里来参观或秋游，但他们的到来让我提前离开了这里。

已是下午2点。就这样回去？我打开地图，首先把今天走过的路找了一遍，在地图上再次确认鲁迅博物馆和徐悲鸿纪念馆的位置。这时我又发现地图上还有一条路叫“张自忠路”。看来那位老师傅弄错了。我仔细找了好一会，却也始终没有找到“佟麟阁路”。如此一来，老师傅似乎又是对的。我只发现了两条用人名命名的路，两个名字也都属于英勇的29军。看着看着，看到了“国家博物馆”。好大的名字，里面有什么呢？来到国家博物馆，已是下午3点多。

天安门广场！万里无云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天旋地转，站在狂放的风中抬头仰望，惟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岿然矗立，碑文在日光照射下发散刺眼的金光。壮哉！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以它的客观性一瞬间打动了我。没有任何游光览胜之情，亦无任何好奇考古之心，一时间我目中无人，在广场上，用最原始的沉默行走与之交流。能说什么呢？只想叫喊。但叫喊只能表达自我，惟有沉默没有边界，惟有沉默把一切融合起来。

正当时，道路被封锁了。广场上的人渐渐聚集到了路边张望。过不多时，警车开路带领着一个车队进入人们的视线。车队行进缓慢，过了好一会，拉了一车摄影机和照相机的货车出现了，机器后面是各种肤色的人。一个有着拉美血统的大胡子男人举着火炬慢慢跑过，我却没有在火炬上看见五环标志。后来才听路人说这是亚运会的火炬传递。在我刚才观望的地方正对面，是一块奥运会的倒计时牌。车队过去之后道路随之放行，我穿过马路，来到计时牌前。从计时牌左侧的一个窗口买了门票，售票员提醒我，我只一个小时的时间参观国家博物馆了。

国家博物馆恢宏庄严，可是年久失修，许多地方已显残破之相。检票进入内部，一股似霉非霉的怪味扑鼻而来。一楼大厅高大的天庭和粗壮的立柱让我想起苏联，事实上这栋建筑的结构和风格没法不让人想起苏联。从宽大的窗户里照射进来的下午四点的日光在灰尘的填充下像一些斜插入墙体的透明柱子，它们与那些随处可见的残破之相和老旧建筑似霉非霉之味一起，与这里的“苏联味”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契合，既有一种亲切感，又觉得无法与之亲切起来。我从左侧的门进来，随着参观人群一起直接上了左侧的楼梯。上到二楼有一块广告牌，上面说三楼是蜡像馆。正是这可恶的、竟然还塑了罗纳尔多和贝克汉姆（而且连惟妙惟肖也没做到）的蜡像馆浪费了我5分钟，我一句也不想多提它。总之，直接上了左侧楼梯，我很后悔。懊恼地走下来，才发现大厅右侧的尽头有一块红色。越走越近，只见毛主席手书《七律·长征》大幅浮雕展板占尽视野。

冷冷清清的展馆并不如《新闻联播》里所说的那样热闹。我想那热闹的纪念馆或许在别处。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如果仅辟出国家博物馆一角来纪念，就太不成体统了。于是我断定这只是北京所设的诸多展馆之一。仔细看了资料，发现当日恰巧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之日，10月22日。于70年后的同一天得幸于国家博物馆缅怀先烈，我感到荣幸非常。这份殊荣一扫之前的懊恼，我兴致勃勃地抓紧时间参观。

要了解长征的历史绝非一次展览便可完成，每过一处，我就多一分愧疚：可以说，我对长征几乎一无所知。看到“四渡赤水”部分，惊讶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竟如此准确，而这准确也刺激着我：无知真是一种耻辱。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详细参观，我只能囫囵地往下一个展位走。但在最后一个展位，我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宝贝。

《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廉臣著，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

《红军长征故事之一·老山界》，陆定一著；

《红军长征故事之四·草地》，蔡前著；

《红军长征故事之六·红军的炊事员——老路》，袁血卒著，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

《行军快报·爬雪山过草地——红军故事》，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时编印。

这几本书都是解放前，更准确地说是长征胜利结束后不久问世的。事实上只有第一本《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能算是书，其余的都是一些用草纸印刷的小册子。这第一本书可是大有来头，廉臣是陈云的笔名，这在展位上已作说明，而几天后在离京的飞机上，我在座位前的口袋里翻到一张《环球时报》，从一篇文章中得知陈云曾在长征之时受党中央委托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很多同志还以为他“掉队”了），潜入上海，打扮成偷渡者被苏联政府逮捕，以这种方式逃过了拥有告密叛徒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终于顺利抵达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以亲身经历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给革命队伍带来的巨大转变，以长征途中的一系列胜利最终让共产国际在从没有见过毛泽东的情况下公开支持他的领导。文章中还提到陈云是对外介绍长征的第一人，说他曾假托一位随军医生之口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诸多事迹，并印刷成书公开发行。于当时，我立刻料定那位随军医生的名字该叫廉臣。至于红军长征故事系列，都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小册子——我是多么想看看这些故事啊。《行军快报·爬雪山过草地——红军故事》展览的时候是翻开的，只见残损的黄纸上规规整整地排列着“手写的印刷体”文字，开篇便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行军走路又打仗，雪山草地受饥寒，

……

接下来几行看不太清楚，后面还能看清一些：

一片荒漠没有边，几千年来没人过，

满地烂泥长水草，水草长得几尺高

……

第二野战军就是红二方面军，是1935年11月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开始长征的。而《七律·长征》作于1935年10月，当时红一方面军已经抵达陕北吴起镇。由此看来，红二方面军长征时已有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鼓舞。整个展览让我异常明白一点：这样的队伍，是不可能不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历史的必然性就在细节之中。

原以为时间来不及，没想到一赶，又还有二十多分钟。我从右侧楼梯上去，此时遇到的展馆真正让我觉得时间来不及，第二天要再来一趟。

彩陶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鱼鸟纹彩陶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8年陕西宝鸡出土；

涡旋纹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

陶鹰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9年陕西华县出土；

舞蹈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73年青海大通出土；

白陶鬶，大汶口文化，1959年山东泰安；

蛋壳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1975年山东胶县；

龙虎铜尊，前1600—前1046；

驹尊，前1046—前771；

铜觥，前1300—前1046；

凸目铜面具，四川广汉三星堆；

四羊方尊，前1600—前1046，湖南宁乡，1938年出土；

铜剑，前770—前476，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

栾书缶，前770—前476；

人形铜灯，前475—前221，1957年山东诸城；

金缕玉衣，西汉，1973年河北定县；

七牛虎耳铜贮贝器，西汉，1955年云南晋宁出土；

……

参观至此，博物馆的广播开始反复提醒观众闭馆时间快到了，请尽快离开。我无法再一件一件细细地观赏并记录，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草草地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以往只在媒介上看到的文物终于得见真身，我的科学化迷信让我坚信，定有某种不为任何仪器所探测得到的能量和场存在于博物馆里。定是这样的。人类在其原始的早年，仍然保有感知这些能量和场的能力，于是他们心存感激，对更原始的、于当时之人算得上历史的事物怀着敬意，体会其中深意，并抱着热情投入到与久远事物融为一体的仪式当中。他们靠着这份单纯得知自己的过去，安排自己的现在，并坦然面对将来。一定是这样的。如若不然，为何我会莫名地激动？我感到自己逐渐恢复了这种原始的能力，我感到某种波浪般的力量一次次穿过我的身体，我写字的手会发抖，眼睛变得明亮，我听见风声，听见金属撞击的声音，我忽然知道一些些动听的名字，它属于那些被重新命名过的器物，而现在的名字它们并不喜欢，于是我听见了低低的怒吼，听见了它们的主人在远处大声呼唤。我向外走去，走出大门，而身后仍然有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光向我缓缓飘来。它们是手，是眼睛，是母亲，是水和石头。它们在我身上种了很多种子，有圆形的，有的没有形状。我想打开看看，可惜我找不到。我很高兴，我感谢它们，却说不出任何话。

就这样，我结束了7个小时的北京之行。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7小时，成为了我在北京七天的回忆。我把它记录下来，并不为了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也不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和7小时，都不过是一粒粒没有形状的种子。

耕耘吧

母亲会说

耕耘吧

让我在丰收之时喜极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