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卖艺人离开了家乡，徒步来到一个没有名字的村子。

 

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轰动，甚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日子一天天过去，卖艺人靠路人的同情心和自己的运气艰难地度日。只有一个小女孩，在他最后一次表演他的技艺时，惊奇地向人们宣布：他的手指多么漂亮啊。

 

没有人理会小女孩的发现。于是小女孩走到卖艺人的身后，在他躬身收拾他那用牛尾、蛇皮和檀香木做成的乐器时，高兴地对他说：你的手指很漂亮呢。

 

卖艺人停下手中的工作，转过身来，仔细地瞧了瞧这个小女孩。他的脸上既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仿佛生活已经教会了他如何面对不幸的命运。小女孩好奇地看了看卖艺人的家什，看了看那双有着漂亮手指的手，微笑着离开了。

 

小女孩回到家，兴奋地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所有的朋友、邻居家的小狗和沉睡的稻草人。当天晚上小女孩梦见自己和卖艺人一起流浪到遥远的国度，在不知名的街道表演神奇的技艺。卖艺人的手指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漂亮，而自己也在这种不可替代的美丽中拥有了巨大的幸福。第二天她把这个梦告诉了所有的朋友，可没有人愿意听，于是她找到了那只可爱的小狗，把它带到了稻草人身边，继续讲述卖艺人的故事。

 

许多年过去了，小女孩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却总还是讲着卖艺人的故事。后来全村的人都讨厌她，因为人们都记得这个小女孩曾经如何施展巫术，让邻居家的小狗变成一匹黑马，在下着暴雨的夜晚冲出村子，记得她如何在同一个夜晚，用一些可怕咒语让稻草人心中燃起火焰，烧光了所有的庄稼。最后，她还用期盼的目光把和着雨水的灰烬变成一只湿漉漉的乌鸦——人们看着它在小女孩头顶盘旋三周之后，朝黑马奔驰的方向飞走了。

 

又过了一些年，可怜的小女孩出落成了一位端庄美丽的姑娘。但整个村子的小伙子没有一个愿意娶她为妻。人们还是没有原谅她曾经犯下的过错。一天夜里，一条蛇秘密地潜入村子。它游到那位没人要的姑娘的屋前，将一头黄牛吐出，接着种下了一棵檀香树，随后自己变成了树上的藤条。第二天一早，人们纷纷议论姑娘新发明的巫术，咒骂着这个毁坏了村子风水的女人。他们决定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主持公道，带领众人将这可恨的女巫处死。工程马上得到了村民的响应，人们纷纷捐出了木柴，香油，蜡烛，以及捆绑女巫用的麻绳。

 

姑娘曾经非常苦恼，但黄牛和檀香树的出现使她不再寂寞。美丽的姑娘开始学习音乐，并且从那天起她不再愁眉苦脸，甚至当村民向她宣读了要烧死她的决议时，她也只是淡淡地一笑，什么也不说就走开了。

 

人们感到大惑不解，便派人暗中观察她的举动。可是所有的消息只是增添了他们的疑惑，因为姑娘除了起居饮食之外，就是学习音乐，采摘檀香树叶喂养黄牛。

 

终于，行刑的日子到了。村民们来到广场上，烧死女巫的柴堆已经布置妥当，上面浇满了香油和蜡，只等公选出来的壮丁将女巫从她家里带来。

 

姑娘来了。但她不是被押解来的，而是自己走来的。人们注意到她手中拿着一件用黄牛的尾巴，檀香木，和一段枯萎的藤条做成的奇怪器具。当主持公道的老者颤巍巍地用火把点燃柴堆时，熊熊的烈火没有把姑娘烧死，相反地，它只是点燃了那件奇怪的器具上面干枯的藤条。这藤条在烈火中痛苦而迅速地扭动着，旋律随着喷薄的火焰也开始响了起来，人们发现那藤条纠缠着黄牛的尾巴，抽打着檀香木。它分明是一条舞动的火蛇，忽而它变动得如此优雅，如此灵巧，又好像是一双漂亮的人手了。

 

就这样音乐肆无忌惮地燃烧着，整个村子弥漫着檀香。人们惊慌失措，有的人开始哭泣，有的人一下子就晕倒了。有的人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村里来过的一个卖艺人，但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情况紧急他什么也没有多说。人们逃离了处死姑娘的地方，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火烧了整整七天七夜，最后一天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正是这场雨拯救了村子。

 

大雨过后几个勇敢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去查看焚烧女巫的柴堆。他们只找到一堆烧得干干净净的灰。奇怪的是这堆灰竟然没有淋到一点雨。

 

后来有人说看到姑娘没有被烧死，她在最后那个下雨的夜晚骑一匹黑马走出了村口，他就是在村口看见他们的。又有人说他们不是走出去，那可恨的女巫是骑着黑马跑掉的。还有人说那姑娘确实被烧死了，但她是在第七天才被烧死的。在第七天她耗尽所有法力召来了一群乌鸦，乌鸦在夜里变做乌云，下了一场大雨救了村子，而她召来乌鸦之后没有能力抵挡烈火，雨还没下便被烧死了。那人还说真不该烧死她，是她救了村子，多好的姑娘啊。种种传说开始在村子里生根发芽，人们互相交换着故事，又把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合成一个，再讲给孩子们听，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很多年。

 

很多年之后，村子里来了一个卖艺人。他的表演很快引起轰动，因为他似乎是在表演这个村子的过去。因而人们把观看演出当作了解村子历史的机会，人们争先恐后来观看这一神奇的技艺。

 

卖艺人很快赚到了足够的钱，准备流浪到其他的地方，为另外的人们表演。应观众要求他给他们讲了自己是怎么学会这种美妙的技艺的。他告诉他们从前有一个姑娘，她小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技艺，长大了之后她就学会了表演它，然后她离开了家乡，流浪到哪里算哪里，为当地的人们表演这种高明的技艺，而你们眼前的卖艺人的师父的师父的师父，就是看了她的表演才决定做一个卖艺人的。孩子们回家之后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大人听，他们提到了黑马，乌鸦，会变成藤条的火蛇，以及漂亮的手。大人们说这没什么新奇的，老人们早就讲过了。所以孩子们只好把这些故事留在肚子里，等着晚饭后把它告诉所有的朋友，邻居家的小狗，和沉睡的稻草人。

 

 

 

 

 

“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会记住把这债还了吗？”

“我会记住还这债的，还有别的事么？”克里托说。

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回答了。一两分钟后，侍者揭开苏格拉底脸上的遮掩物，他的双目已经发直，克里托随即合上了苏格拉底的眼睛。

这是记录在柏拉图著名的《斐多》对话录中关于苏格拉底临终的一个细节。

如果柏拉图没有记错的话，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生命与逻各斯》153页上说，苏格拉底临终不忘还债，而他的死是因为他追求公正，这与他曾经雄辩地将还债从公正的定义中驱逐出去的做法是南辕北辙的。著者的意思是，柏拉图的思想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多个系统，因而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进而，我们有必要在研究柏拉图思想或者其著述中的苏格拉底思想时注意区分不同系统，以免陷入扑朔迷离的困境。

然而，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按照古希腊习俗，一个人在被医生治好一场病之后，应当送医神一只公鸡作为答谢。我们是否可以将苏格拉底的话进行如下解释呢？彼时，苏格拉底即将死去，而他将这生命的消逝看作大病将愈，因而他的遗言并不是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弥补——比如还债——而是告诉世人，自己面对死亡不但坦然，如你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而且，我苏格拉底是乐于死亡的。

且不论如此这般恶生乐死的苏格拉底该如何去理解，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今天关于苏格拉底的一切认识都是基于后人的著述，而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若干对话篇。因而我也赞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尽管它只是表明了我们无法突破的局限性，即历史永远无法得到还原，它已经发生，已经逝去，一旦涌现便已落入永恒的黑暗之中，所谓的历史的真实似乎是永远不能获得的了。但这个说法并不代表历史就只是一些可供当下讨论的话题或材料，或者可以肆意填充的躯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妨把它作为一句格言——提供了一个警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是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等待我们去实现。历史研究是积极的阐释而不是消极的记录。苏格拉底的成功或许正在于柏拉图。

 

苏格拉底曾说，自己是雅典的“牛虻”。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言行对于很多人而言具有现实的杀伤力，至少，是阵痛感。他的生活（生命）——按《生命与逻各斯》的习惯——就是不断提醒雅典悠闲、自足、欢快、幸福的人们，其实，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他热衷于与人讨论善、公正，并且，通过柏拉图，我们看到，尽管他从未给出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答案，但却在当时具体的语境和情境下获得了胜势。试想，当你正在春风得意时，一个丑陋而罗嗦的家伙竟然和蔼可亲地走到你的身边，拉着你说，朋友，你并不了解自己，你是增加了快乐呢还是顿时陷入迷惘？不论如何，这种刺激绝对不是甜蜜的抚摸。直到苏格拉底被定罪为雅典的敌人，我们才意识到，他屡屡获得的胜势并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快感，而对于那些遭受过打击的人们，苏格拉底不止是一个烦人的老者，而且是生命中永远的痛。

但还有一些人，他们爱戴苏格拉底，拥护他，追随他，愿意听他的教诲，时常请他到家里做客，与他辩论，关于城邦、关于善、关于公正和爱情，总之，一切与生命有关的事请，他们都乐于与苏格拉底交流，和他对话。

苏格拉底说自己是牛虻，因为他知道他的话是芒刺，是针尖，对于一个像老牛一样浑浑噩噩的城邦，一个认识到真正的生命（生活）的意义的人有必要去唤醒其他人，不断地唤醒，一个接一个，直到遍及整个城邦——因为不论如何，人属于城邦，而城邦也属于人。苏格拉底的生命（生活）的意义，不在于隐身神庙倾听神谕，不在于著书立传谋求功名；苏格拉底热爱生活（生命），因而当他把生命的意义看得如此之重时，怎能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她，动用自己所有的能力来考察她，审视她，并且，他对生命（生活）的爱是真正的爱就在于，他无私地把自己的生命（生活）与他人分享——通过和他们对话，甚至是毫不客气地、通过指出人们身上看不见的荒谬——介入他人的生活（生命），进而来达到对所有人的关爱。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不断地对话，不断地介入与人的交流（而不是与神）。

由此，苏格拉底绝对是个极其现世的人。作为牛虻的苏格拉底，活在自己现实的世界中。他一定也拥有无限丰富的岁月，惆怅、张扬、喜怒哀乐，拥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给予他生命（生活）芬芳美丽的回忆和憧憬。哪怕被后世熟知的“苏格拉底之死”，对于现实的苏格拉底而言，对于那只雅典的牛虻而言，都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和气质。

倘若我们大胆地认可苏格拉底临终遗言是表明了他把生命看作一场疾病，死亡是他欣然前往的归宿的话，我们将发现苏格拉底的“恶生乐死”并不是一种死到临头的自我安慰，而是他知道自己一直在正当地实现生命的价值，他一生的事业——对话——已经在历史上打下了坚实的烙印：对话的种子已经播出，一个苏格拉底死去了，千万个苏格拉底醒过来。

后人乐于谈论他之所以不愿逃离雅典、不愿违背法律乃是因为他品德高尚，不愿践踏自己深爱的法律和公正，但请给苏格拉底一点私人空间吧。苏格拉底对生命的热爱不在于保全生命，而在于发扬人的生命最与众不同的特质，用《生命与逻各斯》的话说，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好”。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热爱生命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要逃避呢？而且，此刻死去，苏格拉底认为，其实是“活得更好”。死亡只是一条模糊的地平线，它在远处等着我们，当我们走近，它就不见了。苏格拉底走向了死亡，他面对着它，发现它不见了。

 

关于苏格拉底的生活——对话，我无法谈论得更多。柏拉图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苏格拉底的对话篇：尽管量少，但却富足。或多或少关于苏格拉底对话的认识都可以通过阅读柏拉图的原著获得。但此刻我们要关心的是，是什么力量让苏格拉底如此强大，如此具有威胁，以至于一个无辜的老人被定罪而显得不再无辜？

希腊语里，逻各斯的原义是“言说”。后来，语言被不断使用的历史赋予了逻各斯更多的含义。理性、规律是时常被用来进行替换使用从而使得逻各斯与近代语境相容的词汇。苏格拉底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伙伴，一个穷追不舍的诘问者。面对文本，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对话中的人物。“理性”让逻各斯显得有些凝固，有些类似品德或者优点（当然有人会认为是缺点），但“言说”，“对话”让逻各斯回到了故乡。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拥有的是凝固下来的逻各斯。我们必须克制联想，克制文学冲动，那种欲图将学术变成艺术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分析。要认识到，尽管对话是凝固的，但却依然可以看到文字背后的意义。这些意义是什么呢？学术研究成果显示，是哲学。逻各斯在此显示为一种确定性，或者是具有确定性的思想体系：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进而，逻各斯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所有被凝固的言说，而这些言说并不是市井杂谈，而是具有庄重表情的哲理论述。所以，苏格拉底不再是一个好事罗嗦的诘问者，而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哲学家，敢于、勇于、并且善于与人们谈论哲学。

他的哲学是什么呢？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话已经成为格言，比如“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这种审视放到哲学语境中便是“思”——用理性对付世界和自身的不确定性，进而获得确定的认识。当把这些确定性“编辑”起来时，便成为了“集拢”的逻各斯。

要为学术作出贡献，就需要一些总结陈词来表达我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比如他对公正的看法，对美德的定义，或者对善的要求。这种对整体性——姑且这么说——的偏好是否也属于苏格拉底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发现，苏格拉底作为对话中的人物，力图做到的是指出论辩的另一方的不完善，通过追问，让谬误自己暴露自己。而这种在对话中始终出现的追问呈现出来一种气质，或者说，一种要求：“唤醒你自己的理性吧”也许苏格拉底会说。

现在可以来回答为什么苏格拉底的言行成为了一种对城邦的威胁。唤醒你自己的理性，审视你自己的生活，如果它不适合你，那么抛弃它，选择新的，或者，开创新的属于你的生命的生活。无疑，对于一个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无数盲从的“大多数”的社会，一个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无条件听从吩咐——哪怕是不自觉的——的拥众的城邦而言，哪怕它施行民主，它也不可能做到真正公正地对待每个一人（哪怕换作每一个公民）。所以社会自有它的运行方式来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这正是法律或者公平公正原则的责任。但倘若人人都开始革命性的生活，那么公正公平将很难受到尊重。苏格拉底当然考虑到这一点，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耐心与人探讨了关于城邦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城邦，一个现实的物质实体，言说毕竟是不够——一个苏格拉底毕竟是不够的——他也知道，自己只是小小的牛虻。社会生活的操作性和公共性使得协调性要求要高于理性要求，而理性要求被苏格拉底强调了之后，必然引发一些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危机：普遍的危机便构成对城邦的威胁。现在，轮到民主派掌权得势了。作为统治者，他们深知：尽管苏格拉底是对的，但他是危险而有害的。

 

苏格拉底的公正、对城邦的爱与统治者的公正、对城邦的“责任”之间的冲突似乎构成了悲剧的一幕。人们感到愤怒：一个诚心诚意为了城邦的幸福毕生奉献自己的才智和热情的人竟然被城邦利益的代言人和拥众宣布有罪，并且最终处以极刑。就算统治者的初衷可以得到理解，群众的无知可以获得原谅，苏格拉底也还是死得不值。所以，似乎人们还需要通过不断赋予苏格拉底真正不朽的意义来让他死得安心。

在我们遭遇苏格拉底之前，事实上，我们首先遭遇的是柏拉图的对话篇。这些对话篇生动形象地为后人勾勒了一个鲜活饱满的苏格拉底。正是柏拉图的语言让苏格拉底没有彻底死去，他的意义，他的不朽，被一个叫柏拉图的学生定格于历史中。

苏格拉底是一个悲剧，但绝对不只是《生命与逻各斯》158页所言的“新悲剧”。所谓的“新悲剧”，如书中所讲，是可以在读者中激起敬仰与崇高，“是对人的价值的自信与踏实”；而与“新悲剧”相对应的“老式悲剧”则只能在观众心灵中激起恐怖与怜悯、困惑和不安。

这种区分难道不是用一种混乱来鉴别另一种混乱么？难道苏格拉底的死不能让读者心中产生一点困惑和不安么？难道《普洛米休斯》不能激起崇高与敬仰么？可是，当我们回忆起苏格拉底转述的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时，我们是否认识到，事实上，旧悲剧使用的是观众的眼光：看俄狄普斯弑父娶母，看他人的命运暴露在我们面前——但那是他人的不幸，是他人的事情：他们只是行事，但从不反思过错；而苏格拉底，他让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我们自身。苏格拉底不关注命运吗？不，但苏格拉底更关注人，他更关注人的反思。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自身的要求，一种竭力发扬人之为人的特质的渴望。

苏格拉底本人不是由命运致死的，而是自己要求去死的。苏格拉底之死不是人与命运的抗争或妥协，而是与自身战斗的结果。苏格拉底的生命（生活）在他死的那一刻实现了彻底的自我实现，是“对人的价值的自信与踏实”。换言之，即使没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也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尽到了无以复加的责任——那只牛虻已经度过了圆满的一生。倘若他的生命还在滋养后人，那是因为他的逻各斯日久弥新。柏拉图留下了苏格拉底的逻各斯，目送了苏格拉底的生命（生活）渐渐走远。生命与逻各斯在苏格拉底之死一幕中获得了最后也是最高的统一。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成为一个象征：生命与逻各斯的统一。

但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悲剧，而是一次示范：“我可以称他为我迄今为止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最正直、最优秀的人。”柏拉图在《斐多》里坦白地说。

让我们回忆起那句格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历史呈现出两面性：一面属于苏格拉底，属于那个我们几乎完全陌生的希腊老人；另一面的历史正是格言所强调的当代性。显然，对于柏拉图，这种当代性同样存在。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写无疑是苏格拉底如此杰出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在对苏格拉底的描写中实践着自己的哲学，实践着自己的生命与逻各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定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现在，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意义、苏格拉底对于城邦的意义、苏格拉底对于柏拉图的意义均已获得，唯独，苏格拉底对于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苏格拉底让柏拉图有机会通过老师之口言说哲学的话，我们通过柏拉图的把握做到了什么呢？苏格拉底对生命与逻各斯的统一的示范对于今天的人们有什么意义呢？

在古希腊，哲学家并不是孤独的、偶然隐伏潜行偶然起而抗争的漫游者，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和他生活的时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生命），而哲学在城邦生活（生命）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当两种生命发生冲突时，竟然需要大打出手，需要让一方站出来摧毁另一方使得矛盾获得解决或缓和。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大地花繁叶茂，而哲学也还未离弃她生长的土壤。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页历史，它却只剩下“当代性”这一面了。但其实这种两面性依然同时在场，只是我们现在背离了属于我们的历史，不愿或者无法继续去过苏格拉底的生活。

苏格拉底之死如果是悲剧，那么，其悲剧性真正所在不是城邦对苏格拉底的背叛，因为苏格拉底还愿意为城邦而死，人们还愿意为苏格拉底哭泣悲伤；苏格拉底之死如果是悲剧，那么悲剧性只可能在于，作为生命与逻各斯的统一的象征的苏格拉底，已经死了。

 

 

 

 

2003-12-27

 

 

 

人是仪式的动物。——维特根斯坦

 

在《全球通史》中我读到一首诗的片断，据说是一位古埃及诗人写给尼罗河的赞美：

看，这位伟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们征税

也不强迫我们服劳役

有谁能不惊讶

有谁

说是忠于它的臣民

真能做到信守诺言

瞧

它信守诺言多么按时

馈赠礼物又多么大方

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穷人，富人

强者，弱者

不加区别，毫不偏袒

这些就是他的礼物

比金银更贵重

……

如果作者没有告诉我说这位诗人是在描写尼罗河，由于一直沉迷在古代文明天文学领域，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看，这就是古埃及对天相恒常的描述。请注意他所说的伟大的君主，基于我对古埃及天文学的研究，其所指不是太阳而是古埃及人极其关注的天狼星。”如果有需要，我也许还会指出诗人所说的“它信守诺言是多么按时”正是古埃及人对天体运动周期性的认识在文学艺术中的体现。然而作者已经指出，这位诗人是在对尼罗河抒情。如果没有作者的提醒，假设我就真把本质上是臆想的论断在课堂上作为一个研讨的论据广为发布，那我可真是在信口雌黄欺骗良知；更可怕的是，如果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不再怀疑和追问，那么那位可怜的诗人在诗中倾注的所有赞美就将被我们从尼罗河中死拽出来，硬生生地甩到天狼星上去。

这个假说引得我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位诗人的不幸是一个特例吗？古今中外多少历史研究，到底有几位研究者有幸遇到先知，能够让先知在他们对史料下手研究之前——像《全球通史》的作者在我读到这首诗之前事先给我提醒（诗人在给尼罗河写诗）一样——及时给予他们的历史研究必要的忠告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导致了理智的惶恐：如果诗人的不幸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我们所知的历史？如果历史不是一个骗局，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如果人类历史真的是滚滚向前，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达尔文没有骗我们，那么刚刚发育成为人类的那些“动物”是如何以一种极其落后，落后到现代人无法忍受的方式生活着？在那些没有被记录的岁月里，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今天一样遵纪守法举止得体，只是偶尔拿部族里最美丽的少女祭祀一下太阳或某个神灵？没有自动售货机和移动电话，在被历史学家娓娓道出的公元几千年以前以及之后的若干世纪，人类是否整日忙碌，只是为了完成我们今天拥有的机器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轻松完成的任务？如今看来已如朝雾般消逝的古代文明是否真如流行的学说中指出的那样，是人类幼年的足迹，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它们已被人类进步的浪潮所冲刷，被人类前进的脚步所覆盖？人们习惯感叹“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埃及建造金字塔是多么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古巴比伦人测算的历法的精确度是如此之高，和今天最精确的测算相比误差只有多少多少”，而给出这种评价的人们背后站立的是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这些问题的设想（还不是思考或者提炼）已使我兴奋地意识到，人类面对的，一如既往，是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而人类拥有的历史，此刻却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神秘和幽深。尽管这种无限丰富性给予我们的首先不是思考而是感受，但历史的气质不但不断地呼唤我们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挺身而出，还呼唤我们的理智勇敢地负起使命——如果你打算进行一番追问的话。

 

且不论人类什么时候开始面对世界的丰富性，单问一下，人类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世界的呢？也就是说，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人类忽然发现了自己？也许《圣经》创世记（GENESIS）里对于亚当和夏娃的描述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寓言：夏娃因为受到变作蛇的撒旦的诱惑，偷吃了智慧之果，并让亚当也吃了几口，于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个围裙”。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说明在偷吃智慧之果之前他们是不知道这一点的。这个细节引人入胜，让我遥想人类获得独立意识的那一刻。获得主客观对立的意识——人不但可以把自身之外的世界当作客体，还可以把自身当作客体——显现出意识的独立性——不把自身当作客体就不存在所谓的“自身之外的世界”，这便是“人类对自己的发现”。在这种“发现”之前，“认识”是不可想象的——获得独立的意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开始。但随着对人类什么时候获得独立意识即对主客体何时分离问题关注的深入，我发现问题发生了转向。考证哪一刻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意识如同一条河，我们无法给予她一个静态的起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是如何与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如何动用离开伊甸园时唯一带走的东西——智慧——实践自己的命运。

 

   也许有人会认为拿《圣经》中的故事当作一个学术上的论据是极其不妥的。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然而，我并没有拿那个具有启发性的寓言作为学术根据，我只是拿来作为一颗联想的种子。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做很过分，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那么我将不无遗憾地指出，还有更过分的。假设我把一位历史研究工作者放在西方中世纪生活，还让他作了僧侣，信奉基督教，那么在开始对人类从远古走向文明的历史进行研究之前，他必先高举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奠定的“历史过程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这样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旗帜，然后才开始有条不紊地组织材料，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让时间顺利地流淌到耶稣基督的诞辰。这就是盛行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学研究方式。出于对世界丰富性的认同和进而产生的宽容，我并不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学是胡言乱语。从审美的角度讲，这种为了信仰而放弃了所谓的对事实的尊重的历史观也不失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学问。然而，在如今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全世界人民必须使用一种带有实证色彩的口吻进行交流，学术研究也必须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对于那些关心历史，欲图破解其中奥秘的人来说，最大限度地实事求是是起码的要求。所以对于那些消逝的文明，除了去打扰她们死去的文字和残留的建筑的宁静之外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就是传统上历史研究的两条路：考据和考古。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和古人的文字记录进而和古人的语言打交道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可以在属于不同文明的语言中看到创造各文明的民族风格迥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比较、研究西方语言（比如英文）和中文的使用的异同中看到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沟壑纵横的差别以及起伏跌宕的联系。而对古代遗迹的考察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看清历史。考古学家坚信古文明遗迹总是在静静地诉说，黄昏里的金字塔和黄昏里的白宫意义截然不同，而考据学者无暇关心这些多情的风景，他们在乎的是作为密码的语言文字背后的东西。不幸的是，所有已经拥有的证据表明，人类大约是在5000年前才学会书写。然而，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等西方科学诸领域的科学家们已经把他们的智慧应用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的“史前时期”。如果不是基于对整个西方科学的信任，我们没有理由说服自己按照科学家所标识的那样去理解我们的祖先和人类的过去。所以我们不能只把希望建立在考古进展上，期待“考古发现”自己坦白交代，也不能只是破译古人的密码，用诗一般的结论解答理智的疑难。唯有批判所有拥有的资源，我们才能开始有所言说。

 

   在我开始考察“人类如何与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之前还需要指出一点：我们现代人装备的线性时间观。简单讲，这种时间观让我们在心中划一根数轴，以耶稣的诞辰为零点，时间如同实数轴一样向两边延伸。这种叙述时间的方式其实上是中世纪史学家的发明。《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便有了一个起点，而基督的生日可以作为一个标志，于是中世纪史学家把起点和标志连接起来，在中间填上人类活动，更准确地说，填上上帝对人类的安排。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及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匆匆岁月中，那些书写历史的人竟然沿用了这一记时方式，改变的似乎只是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人类活动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然而这种记时方式没有被遗弃，说明它必定具有某种正好暗合了新的历史观的特性，而且它足够优秀，似乎不必发明更好的记时方法取而代之。也许那些的学者，如伏尔泰，认为这种记时方式比较方便，且因为中世纪史学传统的影响，它不易被其它方式取代，所以就顺手拿来用了。但是我不无意外地发现，伏尔泰时代撰写历史的学者都是牛顿的信徒。牛顿的时间观，正是刚才描述的线性时间观：时间是均匀的，向数轴两端无限延伸。断言伏尔泰式的史学家间接信奉并直接使用了牛顿时间观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因为我并没有严格的证据。但作为西方文明的精英，伏尔泰和牛顿不必暗合就被相同的文明所滋养，为这种文明作出贡献，进而继续滋养西方文明的后代子孙。如今我们书写历史的记时方式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谓现代人的时间观，无疑正是西方文明教化的结果。

 

   看待时间的方式紧密地关联着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线性的时间观导致我们拥有了线性的历史。按照这种观念，人类仿佛是从时间轴的一端爬到另一端的虫子，做着匀速直线运动，而人类的开端和终点在线性时间观中便成为永恒的问题。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看似是人类固有的永恒的问题，其实上只是人类装备了线性时间观后才产生的疑问。而按照线性时间观的假定，即时间轴向两端无限延伸，我们只能坦白地承认（尽管是很不情愿地承认），人类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无限延伸）；我们知道的只是，人类已经爬过了时间轴上一定的区间，正在爬行，并且将向未知的却似乎已是安排好的区间爬去。关于线性时间观有一大堆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比如现代人对未来的焦虑，对存在的反思等等。但此刻我们要关注的是：线性时间观是绝对普遍的吗？即它是一直就有的吗，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人类的各个时期？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一点，那么它是什么文明的产物？如果存在这种文明之外的文明，居于其中的人们拥有怎样的时间观？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假如一个文明不考虑过去和未来，他们怎么对待“时间”？

已有足够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古代诸文明都是依据对于天相的研究来测算时间制定历法的。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古文明的时间观就是从天文研究中来，完全排除其它因素介入的可能性，但被古文明巩固了的天文研究与记时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足以作为我们拿古代天文学作为研究切入点的理由。研究古代文明的天文学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至少为解决问题提供建设性的准备。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洞察：世界的丰富性从来不曾缺席。如果它在某些思维方式中不曾出现，那么一定是被这种思维所携带的眼光屏蔽了——人们仿佛戴上了能够过滤丰富性的眼镜，丰富的世界在眼镜背后的人们看来是如此简单。造成这种屏蔽效果的并非什么不可想象之物，它是我们看的方式。假设现在你看到一个本子，里面写满了乱七八糟的符号，你觉得它像一本书，但那些符号显得变化无穷，形象无限丰富，完全不是你所能看懂的书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本子对你而言并不具备“书”的意义（或许只是一些粘合的纸张）。这时一个懂阿拉伯文的人走过来，告诉你那是一本《古兰经》，你所看到的是以极其严格的语法写成的教义，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每一句话都有确定的意义，并没有你向他描述的那种随意性。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对你而言的丰富性对那个懂得阿拉伯文的人来说并不存在。然而，对他而言缺席了的丰富性其实仍然在场。只是他获得了一种看的方式（如何识别阿拉伯文），帮他把你所看到的丰富性屏蔽掉了。懂得阿拉伯文的人和你的区别就在于他从丰富性中获得了确定性，从而获得这些“粘合的纸”作为“书”作为“《古兰经》”的意义。你所拥有的丰富性导致的是“书”和“《古兰经》”意义的缺失。推而广之，无限丰富乃是毫无意义。在这个例子当中，“看的方式”作为唯一一个关键因素把两个人区别开来。从这里我们看出，人和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的方式有很多，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一种“看的方式”，集中注意力，追求确定性。

 

对确定性的追求在天文学上首先体现为人类对周期性的认识。同样，“人类何时认识到周期性”这个问题也是不值得考证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人类如何把握周期性，如何运用之；这在不同文明的古代天文学中得到了色彩纷呈的体现。人类敏感到天体运动的周期性表现为一个转变，即，基于长期的对天体运动的无意识的观察，人们发现有些现象会重复出现，于是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观察。这个转变就是从无意识观察到有意识观察。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必然与人们自身的某种需要达成默契。随着有意识的观察的深入，丰富性被逐渐过滤，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某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上（比如月相）。观察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也随着观察的必要性的增强而得到提升。在对古代诸文明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进行天文观测并不类似于如今的天文学家进行的研究性工作，也不是所谓的天文爱好者的自发行为，已有绝对证据表明它是古代文明的官方事务，而且这项官方事务地位尊贵，意义非同小可。问题是，官方为何如此重视天文观测？换言之，对于古代文明中人，天文观测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活动的目的或者功用在哪里？

 

目前我们所占有的资料和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是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还是古代华夏文明，虽然都有独到的世界观和实践其世界观的方式，但其逐渐发展起来的天文学都直接服务于官方的历法制定。这是其一；其二，在某些文明中尤其明显，天相变化与人的活动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被严格地信守，所以观测天相的作用还在于即时准确地预知人的命运。后者因而更类似于占卜，于是在有些研究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占星学”这个用以体现古代天文观测这一功用的概念。官方为什么要制定历法？流行的学说认为制定历法是为了更有效地安排生产生活。而占卜的意义似乎很明显，即预知命运之后人可以趋利避害逢凶化吉。

 

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给予这样的理解。人首先要生存，其次才是发展。就生存而言，食物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据考古研究结果，早期人类是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必须对与此相关的诸多自然现象打交道，进而开始熟悉它们。这种熟悉的过程类似于对周期性的把握，即某些现象总是和与生存必须的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重复出现。于是人类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现象上，忽略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这种“集中注意力”和“忽略”便是与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的方法。早期人类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获得食物，于是其注意力大都指向与食物的获得相关的地方。当人们注意到某些植物的某些部分（我们今天称之为“种子”或“果实”）可以食用，于是他们采摘之，而在某个他们周围发生的容易被观测到的现象（为什么不可以是天文现象呢？）重复出现之后，这些可作为食物的部分又可以重新获得，但在重复出现的现象重复出现间歇，这些食物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获取的。也许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关注使早期人类开始定点采集，利用这种能够反复获取食物的植物，因为它能定期供应食物；另一个结果就是早期人类获得了这样的确定性：这种食物的获取与特定现象之间有确定的关联。尽管上面的描述并无可供考证的事实作为根据，在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疏漏，因而也许只是一种猜测，但它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式。类似的猜测还有很多，我们还可以问：早期人类难道真的认为植物会长出食物吗？为什么不是那些与食物的出现同时出现的现象把食物“变”出来的呢？换言之，是那些现象给予了人们食物，而不是植物。如果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关注植物的意义就远不如关注特定的现象，而这种关注便是性命攸关的。天相恒常，用如今的科学语言来描述，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对地球人而言是长期存在的，都有规律可寻。所以有理由相信早期人类能够把食物获取和天相变化牢牢地联系起来——为了生存，他们不舍昼夜地抬头仰望。

 

刚才的论述似乎解决了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天文观测。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大，从食物采集转到农业种植，情况就完全不同。其实，我并没有解决“对古代文明中人，天文观测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农业种植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生存革命，把人类从被动获得事物的崇山峻岭中解放出来，带到了积极获取食物的广袤平原上。主动性将要求更多的今天我们称为农业知识的东西。也许刚才对采集和天相的关系的猜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接近古人的方式，但对农业知识的积累和使用的想象可能会因为知识自身的复杂性而显得过于飘忽。让我们跳过那段对严格考证的史学而言过分泥泞的时期，直接面对已经有史可考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充分辉煌过的农业文明。能够被称作文明，说明这些人所拥有的确定性已经达到了足够复杂的程度，我们可分析的对象相对充裕；之所以只考察农业文明，因为著名的古代四大文明无一不是农业文明。

当食物的获取从随机变为可控制，即从不定的采集或定点采集转到种植以及对动物的饲养，食物数量开始有了可操作的增长，于是生存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人口数随之上升。这种可操作性要求工具和地理环境同时适应操作需要，也就是说，四大文明都发源于大江大河和农业种植需要灌溉有密切联系。而工具的发展要复杂得多。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指出，农业文明是由从新石器时代的部族文化发展而来。而人类是如何从部族的简单的种植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农业文明的呢？我并不打算为文明下个定义，比如界定它必须拥有大规模的城市，有权力机构政治力量，社会阶层和文学艺术，进而分门别类地为这些标志寻根求源。诸多研究表明，古代文明是大量部族文化冲突融和的结果。这说明人口的迁徙和战争不可避免，各民族的史诗中还残存着这种冲突融和即新文明分娩的影子。上文提到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在生产和战争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部族间的战争让拥有先进工具的一方存活下来，我们甚至可以不无夸张地认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便是一个对人类文明的淘汰选择过程。而天文观测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古代诸文明的活动，并没有被历史淘汰，必然有其普适的积极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按这个角度看古代文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之所以农业在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它是文明中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食物——的来源，“基本”在这里就意味着关键，因而古人的活动将围绕着这个关键展开。所以，文明出现在江河流域并非因为人类亲水，而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了农业，人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最终定居在大河两岸，世代繁衍。在此我们看到，文明从来不是静态地生长发育起来的；经过了长期艰难地筛选，那些优秀的范式被采用，然而一次又一次，更优秀的方式方法取而代之。

 

请注意，刚才我使用了“优秀”一词，但它并不是一个判断标准。在此，“优秀”只是一个习惯地形容或是一次礼貌地称赞，“优秀”背后其实另有标准。正是“优秀”背后的标准让我们作出评价，指出哪种文明是进步的，哪种是落后的。而当我们对这看不见的标准进行查看时，“进步”和“落后”就自然隐退了。断言文明不断进步，历史不断前进乃是依据我们今天的文明拥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作出的判断。唯有尽可能地悬置我们当下的价值取向，文明——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消亡的还是昌盛的——才能以最自然的体态出落在我们面前。

 

基于对文明动态生息的认同，古代天文学在古代农业文明无数次杂交换代之后仍然生生不息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问，难道天文观测的意义只限于为农时安排提供参照体系吗？历史研究著作中大量充斥了“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为君主制定了精确可靠的历法，让他得以有效地安排其统治的疆土上农业的生产”之类的论断，然而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古代君王并不直接负责领导农业生产，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的福祗和统治。作为君主的臣子，负责天文测量的官员测算天相编订历法是直接为君主服务的，因而这种活动的意义应该取决于统治者的目的。也许只是四季更替和农作物生长周期暗中相应以及人们对丰收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法的制定和对天相的关注，但对于播种和收割，掌握降雨和河水泛滥的规律似乎更为有用一些。大量破译的史料令我们不安：古代文明天文观测的连续性达到了极其惊人的程度——认为连续几个世纪地凝视天空记录天相只为了种种稻子养养山羊，或者认为是出于敬业基于兴趣，都不能抚平我们理智的渴求。况且，对天相的研究并不是唯一能够有助于人们掌握这些规律的方式，要不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不会发现古人祈求丰收、祭祀河神的仪式以及诸多预测降雨的民间秘方。祭祀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种遥远而神秘的仪式，和愚昧、迷信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不是因为某种必需，这些仪式没有理由被古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隆重施行。有记载可供考证，古代文明极其重视祭祀，并且这被定义为皇家事务定期举行——尽管并不一定由帝王亲自出面，但帝王直接对此负责；而何时举行仪式便是严格遵循据天相观测制出的历法。

 

就历法自身的性质而言，现在公认的古文明历法有太阴历（依据月相制定的历法，如伊斯兰历），太阳历（依据太阳周年视运动周期——回归年——制定的历法，如古埃及历，古玛雅历），以及太阴太阳历（把回归年和朔望月并列为制历的周期，如古巴比伦历，古希腊历）。然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用以指导生活的历法并不是以“天文年历”开始的。人类从世界的丰富性中体会出“日”的周期性，日复一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月亮的阴晴圆缺亏损盈满看到了“月”的周期性，当寒暑往来河水泛滥草木枯荣鱼汛花期等物候变化生动地印入人们的眼帘中时，比“月”更长的周期性才被人们所了解。如果以物候作为参照系的历法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哪怕是在大规模农业兴起之后，发明更可靠更普适的历法也显得多余。若不是听到了急切的呼唤声，人们不会开始寻找更优秀的参照系来发明历法。基于当时操作性的限制，综合考虑了天文和人类活动的历法终于及时出现，满足了人们的迫切需要，而这些历法无一例外地把人类对周期性的把握扩大到了“年”。但是，加了闰的太阴太阳历已经和四季更替农业生产很好地吻合——即便是保守地宣称古人不厌其烦地修订历法，提高其精确性（以至于比较起今天高科技测算结果来只有点滴误差）只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依然有欠稳妥。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对精确性的追求是古人出于审美的需要而非诸如农业生产这么粗枝大叶的世俗目的？为什么历法能够用来安排农时的作用不能是编订历法的结果而一定要是初衷？有意思的是，有些文明在同一时期同时使用的历法不止一部（玛雅人就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纪年方法，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慎重考虑天文对于古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们转向分析“天相变化与人的活动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哪怕这种考察由于其分析对象与今天科学所提倡的观念南辕北辙因而也许最终无助于我们看清古代天文学的面貌，但对被认为是古人长期存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信念进行必要的查看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冗余无理的要求。

 

上文提到，天相恒常，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人们把某些特定天文现象与食物的获得捆绑在一起，从观测天相中获得提示从而获得食物。严格说来这是一个并不严格的阐释，但对直观理解古人信奉天相与人事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种观念，正如在这个猜测中体现的那样，是从人类通过过滤世界丰富性获得的，进而在实践中无数次的检验之后被巩固下来的确定性中抽象出来的。华夏文明作为唯一一个没有过早湮灭的古代文明，留下了大量丰富的史料支持我们的假说。在这种文明中，“天人交感”、“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等观念并不是什么不可操作的理论，也并不像今天对这种文明的研究者宣称的那样只是理论对自身的总结。作为在那些坚信天相人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华夏文明中人对“天”持有独特的看法。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拜天教”，进而能够为中国古人的仪式找到符合西方文明思维方式的理由。但如果有机会阅读到中国古人的文献著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们无意提炼一个类似“神”一样的“天”。我们可以从祭祀入手，考察他们是如何实践“天人交感”的。

在中国古代，祭天是一项极其尊贵极其重要的皇家事务。所谓天相和人事的必然关系，在此表现为帝王之尊乃是天授。人们习惯性地把这一点看作是统治者为了统治而编造的谎言。但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无比重视天文观测，不论是王族继位还是改朝换代后新帝王的登基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原先的历法将被废除，新帝王庄严登基昭告天下，颁布新历法。只有经过这样的仪式，帝王才成其为帝王。换言之，人如果不根据天意做出相应的反应，人就无法获得必要的意义。祭祀的意义还在于向“天”表现出人的愿望，这种表现并不是无赖式的讨好，而是严格实践“天人相通”的信念。这种天相人事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此表现为一种互动：天能够影响人，人也可以改变天；只是一定要说哪个更具有决定性，那么中国古人选择天。帝王要能够统治苍生，就必须顺应天的旨意，如果不顺应天意，那么帝王就没有资格继续统治疆土；统治地好，“天降祥瑞”，统治不好，“险相环生”。“成王败寇”只是功利主义的变种，“奉天承运”才是正统的皇道。而如何顺应天时揣度天意从而更好地统治国家呢？从操作性的角度来说，首先必须对天相进行观测。因而观测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不容置疑。让李约瑟博士惊叹不已的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绵延不绝的天文观测记录便是最好的证据。倘若“帝王之尊乃是天授”是一个骗局，“天子”只是为了欺骗百姓，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动用如此大规模的智力和体力，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机制和法则，到头来只为编织一个并不美丽的谎言。而历法的功用在此有了完全不同的体现：与其说颁布历法象征皇权，不如把新修历法看作是古人对天相变化和人事变动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如果我们不过分怀疑古代帝王的权力以及古人的智力，单纯认为编订历法为农业服务，为何中国古人要因王位更替而不厌其烦地修订纪元方式并把登基仪式作为颁布的时机？

 

事实上，中国古代自商朝以来历法就一直没有较大的改变，这套历法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出来的优良品质使它在未来的几千年中即使保持不变也不会造成农业生产的混乱从而不必因为恒星年和回归年的差别而作出适当的修改。然而中国古人在拥有了这样的历法之后的几千年里供养了无数的天文官员，如果是出于对传统的认可那这种供养也未免太过奢侈。根据上文对“天人互动”的阐释，我们发现天文官员存在的必要性和对历法修改的迫切性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并保持人事和天相变化的紧密关联。这种对历法的苛求在数学上表现出的是精确性，但“精确”已经是当今文明的评价标准了。如果中国古人打算进行一番评价，我大胆地给予猜测，他们使用的词该是“协调”。而刚才我在描述帝王登基时强调的“新历法”，并不是对自古传承的历法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从而新修的历法，它是 “第二套”历法：纪元方式。

修订纪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当我们装备了线性时间观，当我们不再怀疑把耶稣基督的诞辰作为元年的合理性之后，纪元便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中国古人对更改纪元的爱好似乎暗示我们什么。我们发现，纪元方式直接服务于古人对时间的描述。对时间的叙述方式植根于对时间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的时间观主导中国古人如何纪元。那么中国古人频繁更改纪元的记时方式对应着怎样的时间观？如果中国古人叙述时间的方式与他们的时间观的关系拥有与“天人交感”类似的互动性，其纪元方式又来自于他们的天文学——而其天文学背负着“天人交感”的信念，那么我们将有这样的发现：中国古人的“时间”不是定死在数轴上的刻度，而是动态地应和着天相的变化和人事的变更。拥有这种时间观的文明，对其历史的评价没有所谓的“进步”与“落后”，只有是否“顺应天命”或者是否“天人合一”；其历史的叙述方式也只需在乎两件事，一个是纪元，一个是人事。当然，为了保证“顺应天命”，历史叙述中还必然体现出对天相足够关心。把中国古人的时间观作为了解他们的切入点，整个华夏文明一下子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向我们敞开。

 

我们应该庆幸，这些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在寿数耗尽之后仍然被我们所查知，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似和相异，在令我们惊奇之后仍然能够给予我们滋养。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处于古人生活的环境之中。是否还有机会让我们真切地了解甚至还原他们的世界观和为之服务的一系列方法论？今天的人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古人？我们仿佛又回到本文开篇时的疑问。

上文对于华夏文明的解读，是建立在承认他们关于天相人事互动交感的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事实上这种和我们今天对天相人事的观念绝然区别的观念背后必然埋伏着一个在更大程度上和我们今天的世界观迥然相异的世界观。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考察，从天文学入手，辗转至此，发现所要探究的问题最终指向对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进行审视。“时间”这个看似简单平常的概念在对中国古人的天文学进行分析之后突然变得如此不平常不简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单是对“时间”的不同看法就足以将中国古代文明和我们今天的文明截然区分。以上我们看到了个别文明的特质，那么，所有人类文明是否拥有一种共同的不受各自文明干扰的特质弥漫在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居于其中的人类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的话，它是否不受时空限制，已经被记录了下来，在那些消逝的古代文明之中？

 

这个问题的提出使人振奋，因为我们对古代天文学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所有证据表明，不论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都具备的共性是，它们都培育出了高度发达的区别于近代天文学的古代天文学。用地理名称标识文明只是出于习惯和方便的考虑，绝非点明其可贵之处；而古代诸文明的天文学却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各自发展起来，并且就学科本身性质而言无一不在当时的操作性允许的条件下登峰造极令同时代的其他学科望其项背。然而，古代四大文明的天文学没有一个发展成为今天的天文科学，继续它们的辉煌。它们的晚景不是变种便是绝种。为何古代天文学拥有如此卓越的学科血统却并没有留下子嗣哪怕是一脉单传？

让我们回想一下前文关于两个人识别阿拉伯文的论述。在那个例子中，“看的方式”把两个人区别开来。把没有天文学和有天文学的民族以及把拥有不同天文学的文明区别开来的，正是他们看待天相的不同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避开今天的文明对于天文学的理解给我们的理解造成的干扰。古代天文学直接服务于古文明中人的记时方式和祭祀仪式的事实本身已然说明，它不是类似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对事物的广延性进行研究的学问，本质上它们并不是类似于当今文明中的天文学的科学，因而不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予以评价。综合前面得到的所有结论，古代诸文明的天文学是古人面对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世界做出的真诚反应：寻找确定性从而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所以古代天文学又有“占星学”的称谓。这个体现了古人通过天相观测寻找确定性从而预知人的命运的名字，比起“古代天文学”这种干枯的分类叫法，可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名。当人类暴露在无限丰富性中而毫无确定时，人类是没有文明的。文明的过程就是不断获得确定性的过程；文明的更替也是依据更高确定性的需求和人们能够操作的程度。当我们把人类文明总结为对确定性的追求，人类的历史使命是尽其所能地把握提纯确定性时，我们的视野一瞬间又重新变得无比开阔，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一瞬间洗心革面了一番。

 

转换视角，把追求确定性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许多一度困扰我们的问题便获得了前所未有通透和明晰。首先，古代诸文明各自发展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的事实在这个前提下将被看作是历史的必然。限于当时的物质工具和操作技术，古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当时最具有确定性的事物。天体运动的周期比地上任何事物的特质都更具有恒常性和可观测性，出于使命的召唤，人类尽管天涯零落，却都朝向相同的天体世代仰望忍受千年孤独。生产粮食只是为了更好地观测太阳和月亮，迁移和战争不过是想要在交流比较中凝视星空。在诸多把握确定性的活动之中，古代天文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先天优势而获得了最可靠，最杰出的确定性进而成为人类的不朽创作被历史收藏。当我们回眸历史，这种卓越的贡献总是岿然屹立。所以，对于古代人类的天文学，与其说它们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里程碑，不如说它们是人类文明的赫赫丰碑。假如现在我们回过头问中国古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天相作为最终决定命运的因素,答案已经非常明显。我们今天使用石英钟表，配备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无非为了更加精确地把握我们的世界。而这里的精确性倒不是一个上文提到的“称赞”，它恰恰是实实在在的属于今天文明的准则。受西方文明殖民——那种蚕食鲸吞的同化——过的当今世界，有人念念不忘复兴西方中心论中描述的“大同世界”，而不是西方文明子孙的人们也几乎都已容忍并习惯了繁荣于古希腊的文明的后人对他们进行说教和勾引。如今使用“精确”正是西方文明几何眼光要求的确定性，从对人类追求确定性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完全值得肯定。在综合了上文对古代文明与今日文明在追求确定性方面的相同表现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更高的确定性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追求——它乃是更古绵延的对“神性”的渴望。古代文明的天文学还大量地服务了它们的宗教，这或许可以让我们大胆地逆向求解，认为宗教的产生便是出于对这渴望的过度抽象，以至于不再基于经验到的丰富性和可操作性而直接保留仪式与内心的执着。

未来的文明是否仍会继续着对这“神性”的追求，像古代中国人埃及人玛雅人那样，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与毅力，以对命运负责的态度前仆后继，做到文明不息追求不止呢？如果这种追求要求我们不但要继承先烈的成果还要推陈出新，那爱因斯坦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牛顿时空观的迷信，再一次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一次性颠覆了牛顿对西方文明机械时空观的整合，尽管只是在理论上做到了这些。

用确定性的眼光查看历史和世界，从主客体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天文学无疑是古文明对自身之外的客体之确定性的最高把握；而人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的复杂性就体现在，人的独立意识让人能够自己改造自己——自我促进，自我抑止，甚至自我损毁（自杀）。因而医学只能作为人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方式之一，因为古人对意识的看法和对自身命运的理解无疑也是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方式或其体现。而主客体的对立导致的是主体与客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谓的“灵魂不死”也许正是古人把对天相周期性的认识投射在自己身上得出的信念进而出于对天相确定性的信任而虔诚地为自己的来世作准备，坚定地固守着不灭的灵魂。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那些能够对如此繁复的确定性进行提纯的文明有资格享有特别的赞美：当一种文明从容地把对人自身之外的确定性和自身的确定性统一起来（从而打消了主客体的对立）时，它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同小可的。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明把对天相的确定性的把握和对人事的确定性的把握有机结合在一起，强调二者的辨证关系，进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不论是在对确定性提纯的工艺方面还是在对人类命运把握的导向层面都体现了超凡卓绝的智慧。

 

在结束以确定性为核心对人类文明进行的阐发之时，我们不禁要问：古人凭什么确定它们对天相人事之间必然联系的信念？他们怎么确定他们把握了确定性？从那些被珍藏的极为稀少的玛雅手卷中我们能够破解出多少古人的生活？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关注粮食和爱情？孔子和伯拉图的著作被我们阅读了两千多年，对他们的理解的丰富性难道不是对他们把握的确定性的反动？所有的传统如果没有走到我们的对立面，那它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意义被剥光之后难道不只是一系列的规则和操作方法？当近代科学大张旗鼓地横行在这个并不理性的世界，它所宣扬的一切为何不是如同古人粘贴在天球上的演义一般，在有效性的支持下施行魔法骗取信任？如果确定性只是人类自己的发明，对那天相的描述，哪怕再系统再完备再精确再和谐，它也只不过是那一群人的游戏，所谓的“天文”便只是游戏中人粘贴在天穹的天书上满写的谜语。如果语言源自生活，而作为人类实践基地的生活因实践而始终变化，它从不曾向语言宣誓效忠。而当语言也不是生活的忠实仆人的事实被戳穿之后，语言的命运，要么是如珍藏在博物馆的玛雅书卷一般陈列在我们面前的尸体，要么是写在天穹上的迷语一般的密码，而解开的钥匙早已永远地丢失。如果一定要给确定性寻找一个基础，我想不出有比内心的力量更好的答案。而“内心的力量”这种象征性的词汇通过分析完全能将它还原为时代和生活。一切迹象表明我们除了追问还是在追问，如同祭祀仪式中的祭司屡屡问天。

 

此刻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些在新月峡谷举行祭祀仪式的人类的身影。他们活灵活现的表演无比庄严无比美丽，却和现代人一样眼角总挂起神秘的笑容。只在少女即将被投入火中的刹那，所有的光影、节奏、尖叫、色彩以及孩子们脸上永恒的无知向我们宣布：唯有一个空空仪式，作为人类寄居的壳。

 

 

 

 

 

 

 

 

 

2003-9-23

 

 

若干年以后，我不再自称凉粉，不再逢人就问“你给靓颖投票了没有”，早已改掉了整天挂在baidu张靓颖吧潜水的习惯，艺术人生采访靓颖的节目在我眼中也只是炒冷饭，懒得去关心了。靓颖的新专辑比上次的精选集更令人期待，但我也不再买十多张送人了。反正，是个听歌的都有cd，没有cd的也存了几个G的ape或mp3——我再也无法获得那种雪中送炭的快感了。虽然我比较同情听mp3的人，但比起那些买得起限量发售的“靓声”试音碟的人，我又是无比可怜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当我遇到陌生的朋友，兴奋地说我是凉粉的时候，得到的都是冷漠、失望、无奈甚至是鄙薄的眼神。一位好心的朋友终于在一次聚会之后，借酒吐出了真言：傻瓜，你有见过在国内遇到人就说“我是中国人”的人吗？把你的“凉粉”趁早翻译成火星文吧，现在就那儿没普及了。听了他的话我恍然大悟。唉，人要是痴迷，总要被当作傻瓜的。

 

我其实是知道自己如何变傻的。虽然这并不能证明我就不傻，但我相信凉粉的话。几年前，我曾经在靓颖吧看到过一篇文章，一位凉粉分析了一种新型的可怕病毒，正在通过飞沫、网络、手机、电视、友情和爱等途径迅速传播，比更早时候的SARS还要厉害。由于长期与这些东西接触，尤其是不能自拔地沉浸在靓颖溢满了爱的歌声中，我中毒比较迅速，而且是大规模的那种。从头到脚，从身体到灵魂，从睁眼到闭眼，从……——我甚至怀疑我的基因也被病毒修改了。每次刷牙的时候，看着镜中魂不守舍的人，“你完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嘀咕。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我想，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以他的洞察力，看到我就会说，瞧，这个人从他中毒的那一天起，每一个毛孔都滴着纯粹的幸福。

 

那是多好的一个夏天啊。（请允许我赞美夏天。）祖国人民陷入一种莫可名状的亢奋中，仿佛人人都在路上捡到了钱。他们在网上表白，大发感慨，或者兴之所至地乱骂一通，随便看几段文字就稀里哗啦哭一场，间歇性点击“刷新”按钮，把播放器设置为“循环”，思维变得机械，喜欢使用“顶”、“up”、“dddd”等词汇……总之，哭爹喊娘无奇不有。我因为傻，又中了毒，所以很难理出一个头绪，很难发现人们到底在争什么。

 

有些人深情地控诉靓颖，说她夺走了他们的平淡生活，吸走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食不知味，眠不觉香。我觉得他们说的似乎有些道理，但却不够明白，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张靓颖啊张靓颖，你不过就是让他们体会到生命的芬芳与美丽，不过就是让他们终于摆脱了日常生活无可救药的空虚，不过就是给予了他们长长短短的感动，不过就是赐予他们永生难忘的“追星”回忆与荣耀——有什么好控诉的呢？不过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张靓颖，你们，你们这些和我一样的凉粉们，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没见过独一无二的女神，总见过张靓颖吧。还不够吗？

 

有些人热衷于拉帮结派，热衷于周旋于所谓的团结与不团结之间。我实在是中毒太深了，脑子坏得厉害，在网上看了无数的“吧”，无数的论坛，无数的帖子和口水，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好争的。各为其主，都是心肝，谁的孩子不是妈生的，古人云：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这么些年过去，那些事情我早忘了。仅仅有一个印象，大概是某个地域性的小集体，打算在三足鼎立和天下统一之间谋求平衡。没看过三国，至少应该听说过。天下大势，不就这样么？有些部落竟然把管理论坛的清洁工当作领导人，凉粉要是搞这种伎俩，丢的可就不是脸，而是人了。还好，我因为中了毒，视觉听觉存在障碍，眼中只有靓影，耳中只有靓声，哎，正应了那句老话：三人行，惟见靓颖焉。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大家喜欢谈论“唱功”。且不说今天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上靓颖的现场原声倾倒众人以及她在国际上的名誉，也不提她在今天被各种声乐教授拿来做榜样指导学生的事实，就以那年夏天的表现，我也倍感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把靓颖和其他人放在一起比较唱功？每每想到这一点，我的正义感迫使我总是对朋友们说：“够了！饶了其他的女孩子好不好？她们也是会唱歌的，她们也爱唱歌，也有人爱听她们唱歌，这就够了。你们为什么要拿来比？为什么要让她们难堪？请尊重人权！”

 

可是，另外一些朋友，那些散落天涯的不知名的朋友们，他们不但比较唱功，还热衷于把唱歌分解为唱功、舞台表现力、所谓的肢体语言、所谓的感官精神与灵魂的作用力，所谓的中文英文鸟语哼哼哈嘿……我以彻底的大无畏精神来传达我的无知吧：去TMD的分门别类吧！你们既缺乏表达能力，又缺乏理解能力，更缺乏感受能力，当然，最缺乏的还是爱和勇气。没有勇气反对你们的虚荣心，没有勇气反对你们身上的世故。你们太虚弱了，虚弱得无法爱和被爱。我虽然傻，虽然能够体谅朋友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困境，但我以我对爱和正义，世界和平，祖国统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GDP翻了又翻等等等等的向往，希望你们早日明白，唱歌就是唱歌，它是你们分类出来的那一切的综合，因而也就无法分类。这些能够被分开的不过就是技术。但是，技术停止的地方才是音乐的开始。用用你们的心灵吧，如果有的话。

 

只是因为日子久了，我才不再关注这些琐事。也再没人无聊到讨论唱功。后来人们把对靓颖唱功和表现力的评论重新组织一下，说成是对天后早期音色的独到见解。但立即遭到无数的人的咒骂。看来墙头草也不是好当的。我猜测，技巧可能会存在所谓的进步，但如果综合起来看，大概变化的只有歌者的心态，生活，感悟与年龄。我们爱靓颖，并不是听出了她的技巧存在不足，但因为偏爱，所以专注。不，这是多么可笑的往日情怀啊，好像我们看着靓颖改正了缺点，成长了起来。时间证明了一切，今天这么多人喜欢她，并不是她更出色，而是因为有了大公司的支持，传播起来更方便，更全面。

 

——不，靓颖无所谓进步，也无所谓退步。她是天生的。Natural born singer。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地相信他们的智力，以为他们可以用理智来控制一切，来分析，妄图给音乐也做做X光，给一个人安排一个合理的成长史。但她是天生的，她降临人间，她赐给我们太多太多。她注定要这样做，我们也必领受她的恩泽，她注定歌唱，人们必将沐浴在她的歌声里。她在歌唱的时候是幸福的，这一点她无需知道，因为她永远知道。人们在听歌时是幸福的，这一点无需去了解，因为这无需动用智力，无需动用思维。靓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她用心灵与音乐结合，她通过直接生长在人们体内的律动与我们交流，与自己交流。因而如果你的心在跳，你便了解她，与她相识。如果你的血液还在皮肤下面欢快地奔涌，你便会爱上她，一如她爱你。如果你没有丧失听觉，你便终将遇到她，就像你终将算是活在动听的人间。

 

有人会说，感谢hntv，它不论如何让我们与靓颖结缘。——不，这是注定的。相信我，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外的朋友没看过祖国的有线电视，却听过靓颖的歌声。他们感谢我把cd介绍给他们，但他们错了。这是注定的。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有些凉粉或许要感谢很多人，是他们把你们带入到靓颖的天地。不，把你们的感谢收起来，好好培养友谊吧。靓颖总会赐福于你，靓颖总会把歌声带到世界各地——一切只是时间问题。那时候我们多么无知，担心她会不会被埋没，会不会被一个忘了名字的娱乐公司用合约锁住。现在，事实不是明摆着吗？我不再称自己为凉粉了，因为音乐和她的爱，靓颖使人们摆脱了孤独成为亲人。

 

我早已不再怀疑，也不再担心。我也鄙视今天娱乐报纸的所谓丑闻与黑幕。这和当年的情况多么类似啊。他们要赚钱，要养家糊口，要人模狗样，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要在靓颖脸上抹黑，要往她身上泼脏水——根据质量守恒原理和能量守恒原理，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和混沌学说，我承认，这一切是可能发生的，也可以发生，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可传播性。——但是，根据爱和正义，根据蚍蜉撼树不自量力的原理，历史会把这一切看作浮云。鸟粪貌似污染了土壤，实际上让花开得更香。

 

那些为靓颖据理力争的人，为了靓颖而破口大骂的人，他们是有道理的。看到自己的亲人被吐口水，怎能不出手呢？换了当年的我，真是左青龙，右白虎，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但我中毒了，内力全失。我无法愤怒，也无法咆哮，无法变得乖戾，无法痛恨什么人，什么事。我像一个甜蜜的果子，安安静静地挂在树上。我享受着靓颖的光芒，像一个真正的傻瓜。傻瓜遇到我，他或许会说：“瞧，这个傻瓜，他比我本人还要像傻瓜。”是啊，忘记了疼痛，忘记了丑恶，只看得到美丽的靓颖，只听得见动人的声音的人，该是多大的傻瓜啊。那些动粗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没有把精力花在享受上，却浪费在速朽的泡沫上，失去的不只是快乐，还有荣誉和尊严。

 

为了荣誉和尊严，我却殊死战斗过。这绝对不是因为我渡过了台湾海峡，而是当年，为了挽留靓颖，在一个狭小的舞台上奉献更多的天籁之音，我曾和无数战友一起，用手机这种新式武器，在信息化时代的局部战场展开了一场昏天黑地的搏杀。那是那么动人的回忆，多么令人怀念的集体主义荣耀感。今天，时过境迁，再也没有必要搞这些无聊的小把戏了。有些人开玩笑地说，曾经主动献身，让吸血鬼一般的手机运营商掠夺了财富及其他（那些为了拉票而失去的东西，凉粉们各有体会）。但在当年，这一切多么必要啊。

 

难道我们是为了给吸血鬼送钱吗？不，我们是用钱，这个最廉价的手段挽留最宝贵的声音。

难道我们是想与其他人比拼吗？不，我们不需要这种虚荣。我们只要实实在在的幸福。

难道我们是一时冲动吗？不，在当年，比起其它任何行为，再没有比投票更理智的行为了。

难道我们是不顾一切吗？不，我们只是动动手指，动动眼皮。

难道我们伤害了谁吗？不，我的名言是：穷人们，发了短信也饿不死！

难道我们逼迫了谁吗？不，我们只是呐喊，呐喊，再呐喊。

 

投票吧！

亲人们，

凉粉们，

所有听过音乐的朋友们，

投给靓颖吧！

请投给靓颖吧！

请至少投一票给靓颖吧！

你们失去的只是一张纸，

得到的却是一颗心！

 

靓颖会用歌声回报你们，会在歌声中爱你，久久地爱你，遥远却无处不在地爱你，爱着你！

 

就这样，我在一片呼唤声中过完了那个夏天。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总把那部分不投票的凉粉孤立了。但我当时管不了这么多了。既然那个游戏规则是那样，我们就认认真真地玩一场，风风火火地爱一回。今天，有了cd，我们再也找不回当时看比赛时的迫切心情和焦急的心态。有时候觉得自己太疯狂，太愚蠢，但每当回想起这些奋力抗争的时刻，我总觉得我不是与其他的歌迷比拼票数，而是与自己身上的懦弱斗争，与自己不敢爱不敢反抗的懒惰斗争。我没有失去什么。也无人嘲笑我。我可以在任何没有投票的人面前骄傲地为自己竖起大拇指。我并不鄙视他们，也不把他们看作劣等的凉粉。但我为他们感到无限惋惜，无限惋惜。“就差一步啊，你就补上钙了。”想到这句台词我就想到那些朋友。就差一步，你们就会拥有与我相同的荣耀，相同的尊严。这不属于我，也不属任何人，它是靓颖献给我们的歌声，是我们对她的爱。

 

和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凉粉。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不再这样自称，但今天，我还是要找回那个名字，找回那份殊荣。从那年夏天起，我莫名其妙地被冠以这个名字。尽管我并不太爱吃凉粉，小道消息称，我更爱吃烤羊肉和火锅。但是，既然有了名份，就要做得像个样子。

 

和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从那年夏天起，我爱集中使用三个字母，Z．Ｌ．Ｙ，养成了关注这些密码对应的那位天使的一切的习惯。今天我依然关注她，就像她在歌中所唱的那样：

 

I love you , and hope you love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