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wastein

HISTORY OF UTOPIA

开题缘由

“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移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个先前形成的、甚至由科学家们亲手描绘的科学形象，主要得自对已有科学成就的研究。这些成就被记录在经典著作中，更近期的则被记录在教科书中。每一代新的科学家都从中学会如何从事这一行业。然而，这些书的目的不可避免地是说服和教育；从这些书中所获得的科学观根本不符合产生这些书的科学事业，正如同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不可能从一本旅游小册子或语言教科书中得到一样。本文要力图表明，我们在一些基本方面已经被教科书误导了。本文的目的是要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它能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1]

这是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经典科学史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开篇第一章的第一段话。库恩不会料到，在它写下这段话四十多年后，他所勾画的科学观宿命般地被记录在教科书中，落入了他在此断言的“不可避免地是说服和教育”的窠臼。那些受此教育的人们恰恰是从他写的小册子中获得了“根本不符合产生这些书的科学事业”的科学观。这个大异其趣的事实造成的尴尬颇具讽刺性，但这不是库恩的悲哀，作为一名学者，库恩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这段话的讽刺意味背后潜藏着一个不可忽视状况：学术的无能。

库恩所反对的，是将历史看作轶事或年表的堆栈。他渴望将那些被教科书误导的人们解救出来，他强调，他所勾画的科学观不是武断地给出的，而是“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因而他并不急于推翻旧识，他首先要做的是创立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那么，库恩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

库恩认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将科学的发展看作“一个积累的过程：事实、理论和方法在此过程中或单独或结合着而被加进到构成科学技巧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堆栈之中”。所以，传统的科学史就沦为了“一门编年史学科”。传统科学史研究就有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方面，它必须确定出当代科学的每一事实、定律和理论是何人何时发现或发明的；另一方面，它必须描述和解释阻碍着现代科学教科书诸成分更迅速地积累起来的错误、神话和迷信”。库恩指出，传统编年史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实现这两项任务就越发困难，科学的面貌就越模糊，这显然与研究的初衷相违背。而编年史研究也在不断的挫折中反省自己，科学史家们“已经逐渐开始提出新型的问题并且追踪不同的、通常是非积累的科学发展线索”。因此，新的编年史学研究方法诞生了，“科学史家不再追求一门旧科学对我们目前优势地位的永恒贡献，而是尽力展示出那门科学在它盛行时代的历史整体性”。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已提示出一种新科学形象的可能性”，库恩坦言自己的著作“旨在勾画出这个形象的轮廓，使新编年史学的某些含义更加明确”。[2]

由此可见，库恩其实上是从科学史研究传统中走来的科学史家，他一方面要为科学史负责，另一方面，他必须为研究传统负责。因此库恩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编年史研究，只是他修改了传统研究的前提和假设。

传统科学史研究显示，科学成就来自于科学家个人的贡献，比如，牛顿力学就基于牛顿个人的贡献。这是假设之一，是库恩所说的传统研究的第一项任务。传统研究的第二项假设是：科学成就是科学思想与错误的观念、迷信和神话搏斗的结果，即科学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探求真理的方法。库恩将这两个假设改变了。从他的理论中我们看到，他将第一个假设变为：科学的成就并非来自科学家个体，而是来自科学家集体，也就是库恩所说的“共同体”。他将一切在个体那里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东西，通过创造性地抽象出“共同体性”而给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对于第二个假设，库恩将科学与非科学的搏斗替换为科学与自身的战斗。所谓的科学革命，在库恩看来并不是科学与迷信之类的思想进行斗争的结果，而是科学内部的嬗变。由于已经假设了“科学共同体”，因此，科学革命就是共同体内部的变化。为了阐明这种变化，库恩不得不抽象出一种叫做科学研究“范式”的东西。科学革命正是新旧范式的更替，而新旧范式的更替也就是科学革命。至此，这两个概念其实是等值的，是互相定义的。科学革命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范式更替的样子。库恩理论中的“反常”、“危机”、“进步”和“革命”等概念，全都是对“新”“旧”概念的偷换。一旦有新的出现，就是反常的，对于旧的而言，就是危机，而新旧更替就是革命。整个科学革命结构理论全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

库恩的理论解决了传统编年史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带来了传统编年史研究没有的问题。他将个体替换为“共同体”，提出了“范式”，由于历史研究的本性，科学史家又必须去解释这两个概念，必须为它们找到实体。人们确乎又被一些新兴的问题所困扰，但这种烦恼带来的焦虑和无奈丝毫不亚于无法完成传统研究给出的任务时体会到的无助与痛苦。库恩还不得不得出“不可通约性”这种神秘主义概念。这平息了他的理论体系中的困惑，却暴露了他的理论的致命弱点。用一个概念来拯救另一个概念，最终只会导向永远无法救赎的深渊。马克思早就告诫过：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一个事实直接而有力：科学家从不会因为其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成果而无法从事科学研究。为此科学家们在实验室或研究室的门前贴上“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家严禁入内”的标签的举动，应该得到足够尊重。

科学史研究不过是对科学的模仿，而且是相当拙劣的模仿。科学至少将宇宙归结为一幅图，但科学史却只是自设问题，自行回答；科学史家貌似是提供科学真相，但他们所做的仅仅只是用一种科学观代替另一种科学观。库恩的工作必然地走到他的初衷的反面：他本打算简化学术，剔除大量不符合“给出历史真相”这一要求的理论，却恰恰成为了为“给出历史真相”努力的千千万万学术工作者中的一员，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学术成果越来越丰厚，学者也越来越多，库恩终于只是“轶事和年表的堆栈”中的一些轶事和一份年表，人们坚信，将会有更符合科学事业的科学观诞生。

在库恩的理论背后，在所有科学史的研究成果背后，在一切关于历史的学术研究背后，其实有着比库恩的假设更大的假设：一切现象背后都有本质，历史有一个真相。库恩的研究必须给出科学史的真相，必须给出科学的本质，对于这一点，库恩从不讳言，并不止一次向人们表白。而且这种真相是唯一的，在库恩眼中和言语中，除了他所揭示的真相之外，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其它真相了。这就是库恩的假设，也是学术研究的前提。

但是，即使科学史研究成果确乎吻合了史实，那也不过是因为“规则总可以弄得符合游戏”而已。科学史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性，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种“家族相似”，硬要把它们提炼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共性，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属性的偏执就显得相当过分。这种对本质的热情、对简单性的狂热简直就是一种对丰富性的巨大恐惧。科学史家们不能忍受历史没有本质，不能忍受科学没有本质，这种不能忍受的程度就是他们得到的科学本质的纯度。

这源自形而上学的把戏，到底还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呢？库恩已经意识到教科书这种书种的诞生是对历史研究的反动。历史知识剥夺了人们进入历史的权力，这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对历史的洞察习惯性地、因而不被察觉地被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所替代，以至于历史呈现为伟人、文献、事件的名称罗列。反过来，当人们记住了这些名称，习得了这种罗列的手法，就获得了某种历史观。仿佛间，人们对历史确乎是知道一点什么的。学术研究的一方面想要打破知识霸权：以库恩为例，他的目的确实是要还历史本来面目，尽力去展现出科学的“历史整体性”，反对教条，反对一切定格在教科书中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却在巩固知识霸权：库恩为了追求科学本质而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活动并没有降低人们进入历史的门槛，相反地，当他提出一连串原创概念拯救他的科学观时，新的知识壁垒诞生了，他的科学观只为学术服务，只是学术界服务，只有在科学史学界他的学术才能得到认同，科学家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他的成果背离了他的初衷，他的科学观将宿命般地被简化、被压缩，然后被收集在教科书中——他努力构建的将成为他努力反对的：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将与他们的学术相异化。

学术的无能，在于它只是漂浮在历史河面上的浮萍，它不介入历史，它只是寄生于历史。再深邃的潜入最终也只能浮在表面，因为对“本质”、“真相”的渴望就要求对历史进行对象化，非现实化，孤立之，审问之，然后构建一个形而上的实体，以之代替鲜活的历史。可是历史永远鲜活，因为它永远处于黑暗和光明的交界。

科学史构造实体。这表现在它构造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之中。比如：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革命到底是什么样子？但给出答案却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对问题的回答有无数种可能。这也就是所谓的学术的宽容。学术研究呈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穷尽答案可能性的努力。已给出的和未出现的答案之间并没有什么决然区别，库恩的成功仅仅在于他给出的答案和给出答案的方式相对高明。既然对问题的回答有无数种可能，那么问题的真正解决就应该是问题的取消。为此，一切科学史都应该重写——或者，单纯的科学史研究应该被取消。

在本没有真相的历史中，我们书写历史的语言却暗示有一个真相，于是我们去寻找真相；在本没有实体的地方我们的语言却暗示有一个实体，于是我们说，那里有一个本质。从科学史的不幸中我们至少看到一点：历史研究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书写方式的不同将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从库恩的不幸中我们看到，他所使用的语言仍是传统的本质主义语言。他的历史观、科学观已经被这种语言决定了。

posted by: rowastein at 06/21/05 21:49 | link | comments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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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June 2005 - 07:54

 

所以库恩晚年实际上也转向对科学语言的研究了。从不可通约性到不可翻译性，从范式到字典的转换，都表明了这一点。

confus

#2  22 June 2005 - 10:26

 

是啊，他要是早点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不会绕这么大个圈子。其实，库恩是科学史在当代的高峰了。

rowastein

#3  22 June 2005 - 10:39

 

并且，既然一切不可解释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既然一种语言便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从不可通约性到不可翻译性的转变仍然只是转变了研究对象而没有彻底扭转库恩的不幸命运，他只是重新寻找一些辩护的理由而已，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决定了不存在任何坚固的、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暗礁，阻碍着人们的实践。这种“不可”是理论家需要的，搞科学的都是技术工作者，是匠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rowa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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