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交汇……”

Thursday, July 28

“命运的交汇……”

这篇文章本是我毕业论文的第一章（计划中共四章，但写完了这一章我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后来我又认为它只能充当导言，但现在我将把它从我的毕业论文结构中排除，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件失败的作品了。这一万字证明，我经历了一次极为可怕的写作。从五月底到六月底，我断断续续地写，从早到晚，每天只能留下一千字，甚至更少。我意识到我欲图把握相当宏大的主题，开阔的主题，但我的能力令我不止一次感到绝望，深深的绝望。看着这些段落，除了野心和笨拙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尽管我并不认为它们毫无价值。尽管这篇作品失败了，其中一些思想仍然是富有建设性的，但它们在这里没有得到很好地表达，没有呈现出我渴望的清晰流畅的风格，还不幸地显得故弄玄虚卖弄风骚。为了完成毕业论文，我竭尽所能，勉强自己写下去，至少能够敷衍了事。但这种艰难超出了我的估计，令我痛苦不堪。写完了最后一段，我体会到黔驴技穷的疲惫。我再也不想写下去了。浑浑噩噩过了一个月，我感到我离我对毕业论文的设想越来越远。几天前，我终于决定重新开始。这一次我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些欲望，收敛了我的野心，选取了一个较小的角度，耐心地讲述伽利略惊心动魄的命运。美妙的是，当今晚我结束了第一部分的写作，我发现我原先打算把握的宏大开阔的主题并没有缺失，相反地，我把握得更全面，更优雅。我写得出奇地流畅和愉快，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已经完成了真正的第一部分，大概有两万字。我毫不怀疑，我在这失败的作品中所要阐述的思想已经在新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出色的表达，至少达到了我能力的极限。它们如愿以偿地呈现出清晰流畅的风格和简洁优美的气质，像那梦中情人一般。这绝非出于自恋和写作的迷醉，而是因为新写的部分确实是真正的优秀作品。它彻底回答了“科学是什么”，“伽利略的真正贡献是什么”，“科学和哲学、宗教的关系是什么”，“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等问题以及对所有这些问题问“为什么”带来的问题。这种确定性相信不久之后读者会有深刻的体会。尽管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毕业论文并非完美之作，也不可能像我描述的那样杰出，但新旧两件作品之间巨大的差异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来宣布它的价值，也让我可以抛弃这份失败的作品，再也不用考虑敷衍了事了。把它放在这里，是为了留下一个足迹，并再次提醒自己：只有当你感到有什么话不得不说时，再开始写作。

命运的交汇

1642年，牛顿出生。他的出生最终影响了一位诗人的命运，这全是因为历史偏爱洞察力的缘故。A·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一位比牛顿晚生了46年的英国诗人，如果没有写出下面的诗句，他将不会超越同时代其他讴歌牛顿的人，并将被迅速遗忘：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

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

于是便有了光明。

在诗中，牛顿平凡的出生变得非凡无比：它是神迹（上帝让牛顿降临人间），黑暗与光明交错；神迹之后，自然和自然规律便呈现于光明之中。至此，牛顿诞生的结果，被诗人浓缩为对自然的发现。

但“自然的发现”是一个奇怪的表述。自然的发现，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在牛顿之前对自然一无所知？难道牛顿之前的人们从未获得过任何自然规律？显然，这里的“自然”是一个有着严格要求的领域，它因牛顿的诞生而显现。

牛顿的诞生改变了蒲柏被遗忘的命运，因为他写下的诗句传达出的准确性显示了真正的诗人的敏感。三个简单的句子蕴涵了整个时代的情感，洞见了历史：牛顿的诞生不再只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它是牛顿所照亮的自然的诞生。

双重诞生令牛顿身份转变：从一个发现者转变为一个创造者。他似乎创造了一个自然。但蒲柏提醒我们，牛顿在成为一个创造者之前首先应该是上帝的使者：“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因而牛顿创造的不是自然，他只是为人们照亮了上帝创造的自然。换言之，牛顿照亮的自然与上帝创造的自然同构。

但牛顿仍然是一位创造者。他所创造的并非自然，而是一种发现自然的思维方式。实践这种思维方式的幸运儿将和牛顿一样，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创造的自然。这是何其崇高的事业，其成就又是何等辉煌。

蒲柏诗句的背后是一双双充满感激的闪着泪光的眼睛。牛顿以物理学的名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自然进而领会神旨的思维方式。他植根于宗教信仰的发明缓解了理性的饥渴，征服了整个欧洲。以蒲柏的名义，整个欧洲赞美了牛顿；以牛顿的名义，欧洲人开创了近代自然科学。

就这样，牛顿的命运和蒲柏的命运在诗歌中交汇了。而这个小小的相遇却基于自然的命运和发现自然的人类的命运这两股洪流。二者在人类实践“发现自然的思维方式”中交汇。牛顿的发明只不过是这种交汇的一个流派，却是这种交汇的典范。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牛顿降临人间：左手捧着《圣经》，右手捧着《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开篇序言中坦言：

1． “我将在本书中致力于发展与哲学相关的数学。”“……抛弃实体形式与隐秘的质，力图将自然现象诉诸数学定律。”

2．自然哲学所诉诸的数学是以力学的应用为基础的几何学，它“是普遍适用的力学中能够精确地提出并演示其技巧的那一部分”。

3．此处的力学特指理性的力学，它是“一门精确地提出问题并加以演示的科学，旨在研究某种力所产生的运动，以及某种运动所需要的力”。

4． “哲学的全部困难在于：由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力，再由这些力去推演其他现象；为此，我在本书第一编和第二编中推导出若干普适命题。在第三编中，我示范了把它们应用于宇宙体系，用前两编中数学证明的命题由天文现象推演出使物体倾向于太阳和行星的重力，再运用其他数学命题由这些力推算出行星、彗星、月球和海洋的运动。我希望其他自然现象也同样能由力学原理推导出来……哲学家们对这些力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对自然的研究迄今劳而无功，但我期待本书所确立的原理能于此或真正的哲学方法有所助益。”[1]

对于最后一点的必要说明：单凭自然哲学本身，无法实现从现象中得出基本原理，再由原理推演出其他现象这一要求。但当自然哲学数学化之后，便可以产生出一种独特的中介，它源于自然哲学，却突破了自然哲学的极限：因为数学化（确切地说是几何化），这个独特的中介获得了几何学的演绎特性，使得自然哲学所要统摄的自然现象可以通过演绎获得，即通过一般原理推出自然现象。

理性的力学承担了这一独特的中介的使命。理性的力学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所以要强调它是理性的，一方面是要和实用的力学区分开来。理性的力学不对经世致用负责，它只在乎是否能从现象中得出基本原理，这些原理能否演绎出自然现象。其研究对象是力和运动，因为这是使得自然哲学数学化成为可能的桥梁。物理学这门力和运动的科学因自然哲学的数学化而真正诞生。

另一方面，理性的力学背负着巨大的理想。几何学以极少数原理产生出极其壮观的成就，当自然哲学换上几何的头脑，它也获得了几何的冲动：统一的冲动。统一：将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若干基本原理之下，这就是牛顿的理想。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总释中为这种冲动找到了完美的归属：上帝。唯有数学简单和谐的形式美能够配得上上帝的英名。对上帝的信仰让牛顿致力于发现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在此，理性乃是人对神性的模仿。理性的力学是牛顿发明的发现自然的思维方式的实现。牛顿通过理性的力学侍奉上帝，人们在理性的力学中看到了自然。

科学家的诞生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牛顿公诸于世。自然，不论它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已呈现为具有几何结构的、可演绎的现象体系。它暗示着自然的可理解性，激发了欧洲人巨大的好奇心，为理性注入了强大的征服欲。而所有的好奇、想象、冲动和欲望又因为《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迅速传播统一到一面旗帜下。

牛顿的写作方式和措辞唤起了一种集体心理，演变出一种集体写作。由于自然的可理解性，这些作家每个人贡献的语句似乎都构成了一部巨书的一部分，而这部书的使命乃是描绘出一幅宇宙蓝图——图上的每个细节都充满了对自然的理解。牛顿旗帜高高飘扬，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前仆后继，而宇宙蓝图逐渐清晰——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我们该如何称呼这些人呢？制图者？测量员？体系编纂人？真理挖掘机？或许都可以，但历史总能找到简洁明了的词汇：科学家。科学家，以牛顿为榜样，因牛顿而诞生。科学家牛顿播撒了理性力学的种子，欧洲大地上长出了自然科学的森林。

自然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从此被科学家们以科学的名义截然区分，却因科学的介入相互纠缠。与其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生与发展改变了欧洲乃是全世界的生产方式、政治版图、文化生活和宗教习惯，不如说近代至现代乃至当代历史的脚步都和自然科学呼吸的节奏达成了共振般的默契，人类伴着这种节奏舞蹈，无人旁观。

科学通过实践牛顿发明的发现自然的思维方式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历史身份，介入历史进程。而在牛顿诞生之前，欧洲这片焦虑的土地上空早已弥漫了春天般的烦躁和骚动；土地下面，对现状不满的青春血脉渐渐汹涌。

路德的胜利

马克思在清算德国革命的历史时指出：“的确，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2]

1517年10月31日，勇敢的修士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上贴出了反对教会售卖赎罪券的《九十五条》，公开反对罗马教廷的权威。1520年8月至10月，他写了攻击教皇制度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信》，反对繁琐圣礼的《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和阐释“信仰属于内心”的《基督的自由》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成为加尔文改教以及其后一切改教运动的基础，成为一场深远而浩大的革命的序曲和宣言。

序曲引出的是宗教改革的风暴。马克思用路德的名字指代了这场变革。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并非因为它留下了路德和其他人的姓名，并和若干事件一起，按照时间顺利被历史学家拿来填充教科书，而是在于作为一个精练的名称，宗教改革统摄着一系列深刻的转变。

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宣称“人人皆祭司”。这不但宣布了祭司这种神职的灭绝，而且论证了每个人都可以过上信仰生活而无需外在体制和权力干预的合理性。通过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家的努力以及一系列改教运动，教会的权威被打破了，受权威奴役的奴隶被解放了。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改革虽然做到了破旧立新，但它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奴役制来代替旧的奴役制。宗教改革解放这些奴隶的手段是将皮鞭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抽打自己。这皮鞭是植入个人心灵的信仰，是内心世界里的宗教生活。

信仰的权威被分化为个体的心灵世界，教廷的权力也被各民族攫取，他们纷纷建立国家，开创文化。从此，一个在个体上统一，在集体上分裂的欧洲出现了。作为个人他们能够互相理解，但作为集体他们永远无法团结。宗教改革让每个人都有一种宗教，都服从于一种叫做信仰的奴役制，欧洲人仿佛拥有一个相通的精神家园；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生活形式消失了，只剩下一个上帝，留在每个人的措辞中。

宗教改革的深刻性令人惊讶。它貌似打破了宗教的权威，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实际上却是宗教权力的一次高超攀升。宗教就像一种聪明的寄生虫，通过自身变异，抛弃了它的肉体，直接演化为病毒，并且和宿主的身体结合在了一起。从此，这原形是寄生虫的病毒不必再寻找寄生的宿主，它已成为宿主的一部分，开始和宿主一起繁衍，一起生灭。宗教改革是路德的胜利，更是宗教的胜利。

创造力时代

路德以一夫之勇对抗罗马教廷，似乎根本没有胜算。但一些事件昭示着一股烦躁不安的力量已酝酿良久，路德的胜利似乎恰逢其时：英法百年战争中贞德的信心和英勇表现，亨利·都铎夺回王位，结束了英国的玫瑰之战，自十三世纪起神圣罗马帝国无力实施立法权，日耳曼民族的崛起，伊拉斯谟在尼德兰主张根据原文来解释《圣经》，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生动地描绘了可敬的修士们，约翰·谷登堡在家乡发明的印刷术被传到英国，英国人随即印刷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没有在新大陆上找到教堂……此外，便是文艺复兴运动。

法国人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用不同语言写成；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雅典学派》、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在同一块土地上诞生。有限而不可胜数的杰作在短短一百多年间涌现，这场以复兴古希腊文明为口号的运动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以至于它根本不像一种复古行为，倒像是一次新生和狂欢；艺术和文学强大的创造力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此后的世纪，以至于当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两次爆发全面战争、开始自我刷新时，恋旧的奥地利人茨威格疏理欧洲的回忆，写下了《人类群星闪耀时》。他的目光直指文艺复兴，视之为欧洲文明真正崛起的开端。他以人类的名义向文艺复兴致敬，向这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发出最深情的赞美。而欧洲也选择了茨威格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伤感而优雅地抚摸自己身上的年轮。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个时代行将逝去时的哀歌，一个为了挽留而作出的告别的手势。

文艺复兴逝去了。但巨人们创造的杰作像一些年轻的化石，沉淀在历史的河床里，随时准备诉说它们鲜活的壮丽。当我们抛弃一个现代人的身份，潜入历史，真正壮观场面才崭露一角。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无数不合时宜的人和事相继出现，书籍，建筑，口头禅，衣着风格，所有的一切都沐浴在春天的魔法里。宗教强权打造的生活方式在几百年的风雨剥蚀之后腐朽松动，欧洲的生命力在大规模的静悄悄之后以复兴文艺的方式展示自己。这股力量来自集体的回忆，来自对现状强烈的不满。它的主要症状是燥动，这症状的主要来源是热情。在生活方式因商业、航海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最先转型的亚平宁半岛，这种对生命力的渴望与赞美最先绽放。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最显著的闪光点便是创造了美。

美被当作人对人自身的肯定，首先便在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中表现了出来。中世纪的绘画注重叙事性，绘画的目的在于讲述圣经故事，到了文艺复兴，绘画以其自身为目的，宗教故事变成了画面的肉体，以画家的名字命名的风格成为主导作品灵魂的个性。而所有风格无不汇聚为一种寻求解放的工作。它是对自由的热切渴望，是对激情的大胆拥吻。在拉斐尔那里，美是人的眼神中最和谐的色彩；在米开朗基罗那里，美是对人体热切的凝视与重塑。当亚得里亚海风经亚平宁半岛吹到内陆，意大利的风气便诱发了一股改造欧洲的力量。这股力量以生命为燃料，审判道德，重估价值，收获欢乐，收获永恒。艺术家和文学家在这些对桎梏的反抗性活动中收获了人性。《巨人传》发明了幽默，《堂吉诃德》发明了真诚。个性，或者说人性，成为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

人性背后

（一）

在浸透了宗教生活的欧洲大地上，一片瑰丽的朝霞冉冉升起，文艺复兴，它在精神上与改变欧洲命运的力量相呼应。它真正绚烂之处不在于“复兴”，而在于展现出人的创造力。更准确地说，文艺复兴本身便是这股力量的精神。因而“文艺复兴”只是一个方便的意象。它不是一个时间段，而是对欧洲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不合时宜”作出的诗意概括。

这种“不合时宜”是什么呢？那些有着所谓的天才般的创造力的人物，因为敏锐和勇敢，放弃了因循守旧，拒绝妥协。当他们终于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养育了后辈，形成了气候，他们便成为了新传统的开拓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丁的话成为文艺复兴标志性的宣言。从走在时代前面的诗人那里，我们听到了“个性”诞生的啼哭声，看到了一种集体反抗的先兆。

揭开人性这层面纱，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呈现出来。人性背后的第一种命运，便是文艺复兴借着“复兴”这种集体回忆的仪式唤起的对现实的集体反抗。宗教传统让人们扭曲情感，压抑欲望，服从于权威，服从于遥远而无所不在的神。现在，是时候为人性而战了。人性的旗帜被高高举起，这种朝气蓬勃的仪式马上赢得了青睐。虽然对自由的渴望不过是摆脱现状的逆反情绪，但自由已然成为了人们的理想。因而文艺复兴还为欧洲发明了理想主义。实践理想主义就不得不与传统打交道，与宗教做斗争。因为宗教就是最强的传统，最大的现实。因而“人性”是人与宗教斗争的产物，它是欧洲的土特产。

因此文艺复兴在现实中弘扬人性，为人的世俗生活争取地位，要把人从祈祷中解放出来。只有人才能创造幽默，创造荒唐，创造愚昧，创造不道德。在文艺复兴的舞台下面，是欧洲市民社会的崛起，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的无名人潮。

但对人性的追求越投入，人们就越迷惘。人性的内容越丰富，它能够在现实中找到的对应就越匮乏。人性的纯粹性越高，人就越不像人——因为神性不过是人把自身处境推到极端所显现出的情境，因而当人越来越纯粹，当他的精神家园越来越宏伟，他就越像神——或者说，人性的极至乃是神性。

换言之，文艺复兴对人性的弘扬恰恰是对神性的重新定义。教会宣讲的一切已经腐朽，已经不在能够满足人们的身心。集体反抗一方面指向宗教传统浸泡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必须除掉腐朽现实对神性的玷污，还神性以本来面目。文艺复兴不但要复兴古希腊文明，更要复兴上帝最本真的光彩。

（二）

文艺复兴精神的革命性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现在，打倒不合时宜成为了新的不合时宜。无数新兴的潮流在寻找出口，寻找继承血脉的受众。宗教传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这场冲击，欧洲生活方式的内部翻腾着汹涌的波涛。如今宗教改革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在它映射的时代，它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宗教改革回应了革命的要求，却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毋宁说，当新时代挣扎着诞生时，旧时代以妥协的姿态保全了自己。宗教改革以一种高明的手法维护了宗教传统。确实，旧世界没有被砸烂，旧的生活方式因宗教改革的拯救而隐退到人的内心之中。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却是一场以新奴役制代替旧奴役制的革命。它拥抱热血，却用内心的锁链将它冷却，它追求自由，却出卖了自由。

文艺复兴呼唤的解放没有真正到来。“革命”或许是一系列误会的总和。我们何以区分世界的新旧？或许仅仅因为它们前后相继，气质不同。但文艺复兴统摄的“不合时宜”确实改变了历史的流向。中世纪的血液流进了文艺复兴的心脏，伴着宗教改革的脉动，欧洲的血统随即变异。春天的魔法已经施与这片土地，未见森林茂密，却有新绿点点。它们是路的转角，既不属于路的这头，也不属于路的那头。但它们不是路的尽头，因为伟大即意味着指明方向。

宗教改革作为一个强效缓冲，瓦解了集体反抗的力量。宗教不再将控制权集中起来交给教会，而是以完整而独立的形态灌输到个人的精神空间里。信仰内化的要求唤醒了自我意识，个人在抽象意义上获得了生存空间。信仰的权威被树立起来，人和神的对立从外部潜入内部。宗教改革将束缚人的外在体制转移到人的内部，外在的矛盾转化为内心的冲突。

集体反抗遭遇宗教改革就沦为自我否定。在精神上抽象出来的人性从此便有一种站到自己对立面的必然要求。这正是人性背后的第二种命运。其基础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崛起的市民社会与牢固的宗教传统相互迎合所造就的新的欧洲社会生活方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成为这种碰撞与妥协的隐喻。社会生活方式在改变，这两个隐喻带出的风气过滤着人们的言辞。人性背后的两种命运在新的言说方式中交汇。

一切都要重新认识

信仰内化首先要求自我肯定，否则便失去了信仰的主体。这迎合了文艺复兴呼唤人性的潮流，成为宗教改革合理而有效的手段。而信仰指向的是神而不是人，内化的信仰因此要求否定自我。自我意识从诞生之日起便包含了对自身的否定，它带来了内心的焦虑，却没有带来抚慰焦虑的良药。可以说，是自我意识发明了迷惘。

由于信仰的指向性被移入内部，对外在神祗的敬畏变成了对内在确定性的依赖。信仰不再需要偶像，它变成了一种精神生活，一种道德体验。而对内在确定性的追求必然陷入自我意识发明的迷惘之中，如同打破对权威的信仰成全了信仰的权威一般，摆脱信仰的偏执恰恰造就了最大的偏执。追求得越紧，迷惘就越深，信仰和不信仰就越接近——诸神就这样走开。

信仰内化造就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相互扭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偏执又带来了内在确定性的丧失。理想主义遭遇自我偏执便化为虚无主义，人和自身，人和外部世界的信任就这样被打破了。从此，欧洲人不得不处于一种渴望自我认同的风暴中心——人要怎样做，才能有力地理解自己？要怎样做，才能寻找到内心的安宁？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带来了认识活动的发达。必须通过认识重建信任，也只有通过认识，才能打破虚无的焦燥，获得安宁。上帝，世界，人和自然：一切都要重新认识。

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缓解了这种焦虑。可以说，它是被呼唤着诞生的。以牛顿为榜样，因牛顿而诞生的科学家们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前仆后继，献身于一项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科学研究。这项事业是欧洲文明特有的分泌物，其使命正是重新认识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一切。科学将重建欧洲人与外部世界的信任，给人一份信心，给宇宙一幅蓝图，替自然总结规律，为上帝留一个位置。

牛顿之所以能够照亮他所发现的自然，就在于人性的诞生，这无异于一种对人的发现。没有人的发现也就没有自然的发现。人在发现自然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在发现自己的同时也发现了自然。以牛顿的名义唤起的、实践牛顿发明的发现自然的思维方式的集体写作正是这样一种认识活动。对人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信仰的合理地位，传统上由哲学履行的职责现在交给了自然科学。

新传统

新的认识，新的使命，除去光环，它就是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自然科学貌似是与自然打交道，它真正涉及的却是人的观念和语言。科学家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一些技术人员。但科学家不是匠人，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发明新的概念，论证它的合理性，使之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从而改造传统，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科学的诞生并不存在任何革命性，它只是表达习惯的改变而已。

如何把传统的对自然的描述转化为一个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语言体系，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牛顿的工作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过，事实可能正好相反：由于有了牛顿的工作，我们才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传统对自然的描述出了什么问题？何谓新时代的要求呢？

牛顿选择了数学作为描述自然的新语言。而他所选取的数学，是“以力学的应用为基础的几何学”。这是决定性的。正是几何学赐予牛顿“统一的冲动”：用少数规律来演绎普遍的现象。这本是欧几里德布置的体系，却给了牛顿巨大暗示：自然规律应该像几何公理一样简洁明了。统一的冲动蕴涵着简化体系的要求，而几何体系的逻辑结构呈现出一种毫无争议的和谐自足。这是一种美学，是一种伦理。它最终将暗合于信仰的期待：上帝将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显现自己。

牛顿的回应一次性奠定了整个近代自然科学传统。凡是符合牛顿传统的，迟早能够融入体系，凡是不符合牛顿传统的，迟早会被淘汰。这种决绝的一次性改造，就在于牛顿在技术上实现自然哲学的几何化。牛顿奠定的新传统，就是对旧传统中自然哲学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而这种定义显然植根于一系列新兴的使用。其直接现实的技术成果一些数学公式。

因为牛顿的示范，语言的改造者们学会了一种全新的语法，一套全新的说服手段。也因为有了牛顿，自然科学研究才真正有了所谓的同行。他们共同遵守的准则有两点：第一，使用几何语言；第二，科学规律必须和谐简单。

问题在于，到底是怎样的自然哲学被几何化了？这个问题提醒我们，科学绝不是哲学，它只是哲学化了的几何。它是一堆堆高明的技巧，一系列概念组合和猜测。其真正有影响的地方在于将哲学变得可以计算，用一整套可重复操作的技艺取代哲学对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把握。因而几何化之后，自然并非变得越来越丰富，恰恰相反，自然变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规则，越来越可理解，以至于如果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数学公式，人们将彻底了解自然：这意味着与上帝合而为一。

科学的首要假设就是“绝对真理”的存在。它是科学背后的宗教追求的遮羞布。所谓的科学真理，或多或少都带着神性，而科学最终的目的是明确的：给出自然的全部真相。最后的宇宙图像就是绝对真理，它将作为上帝的作品直接呈现。不幸的是，这当然是一个假设。假设者首先有了这样的要求，其次采取行动，找到了几何学，布置因果律和逻辑结构，最终收获的无非是当初的要求。

只有在宗教传统深厚的欧洲，才可能诞生自然科学。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到底是怎样的自然哲学被几何化了？这种几何化的要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怎样的逻辑，怎样的语言习惯？

不容忽视的七十八年

这块那块每块顽石都在期待

我粗重锤子把人的面容引来，

但另有一位师匠指导我创作，

控制我的每个动作、每个节拍。

星外天外那高在天堂的铁锤

每一敲击都使他人和他自己

更加伟大光辉。而首创锤具者

也把生命赠给一切，永不止息。

既然那效力最佳最奇的敲击

从九天落下径直降临作坊里，

我就无需打锤，我锤子已飞离。

在这里我束手无策，笨拙无技，

无以再继。只等那神性的高师

赐我教诲，在尘世我孤独无依。[3]

1528年，53岁的米开朗基罗写下了这首十四行诗。对美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人的创造力的理解，在诗中统一为对神的赞颂。米开朗基罗将自己的艺术视为神迹，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人的创造力”。是神控制着艺术家的“每个动作”、“每个节拍”。对于艺术而言，人“束手无策”、“笨拙无技”，如果没有神的指引和教诲，艺术家“无以再继”，在人间将“孤独无依”。但神总会降临，顽石在期待，艺术家也在期待，终于，引来了“人的面容”。神“把生命赐给一切，永不止息”，这生命是人，人是上帝的创造，因而人的面容是美的，因为美就是神的创造力在人间的呈现。

艺术就是对美追求，米开朗基罗为此奉献一生。而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美是人性之美，更是神性在人间的呈现。米开朗基罗为艺术献身，更是为上帝献身，为他对上帝的信仰献身。从米开朗基罗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欧洲古典艺术的精神，也看到那一个时代实践信仰的方式。文艺复兴正是这种实践造成的时势。

“完全的快乐生活既包含于对上帝的认识之中，所以上帝为要使每人都可以达到幸福的境地起见，不但把宗教的种子撒在人心里，而且在宇宙各部分创造中表现了自己，又每天向众人显现，叫他们睁开眼睛没有看不见他的。他的本体真是不能了解的，所以他的威严不是人的感官所能看到的；但他却已把他的荣光像印记般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他的一切工作上，虽下愚也不能托词无知而自恕。……当你看到宇宙这一部美仑美奂的机器，你对它无限的光华将不胜惊异之至。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巧妙地把世界看为无形事物的表现（参来11：3）因为宇宙的匀称得体正如一面镜子，叫我们可以在它里面看到那原是无形无像的上帝。所以诗人说，诸天以都能明了的言话，使世上最无知的人，因它们的明显见证也对神有所认识。可是保罗更清楚肯定地论到这有助于对上帝之认识的显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罗1：20）。”[4]

以上引文无需过多解释，它引自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五章。第五章的标题是：对上帝的认识表现在宇宙的构造和继续管理中。这段话所要阐释的内涵正是这个标题的内容。上帝存在于自己创造的宇宙中，存在于宇宙的运转中：上帝存在于自己的作品里。认识上帝的作品就是认识上帝，认识宇宙的构造就是认识上帝。宗教改革的成果之一，便是让这样的观念在欧洲弥漫。

“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合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Being）的设计和统治。如果恒星都是其他类似体系的中心，那么这些体系也必定完全从属于上帝的统治，因为这些体系的产生只可能出自于同一份睿智的设计……但我们无法运用感官或任何思维反映作用获知它们的内在本质：而对上帝的本质更是一无所知。我们只能通过他对事物的最聪明，最卓越的设计，以及终极的原因来认识他。……我们关于上帝的所有见解，都是以人类的方式得自某种类比的，这虽然不完备，但也有某种可取之处。我们对上帝的谈论就到这里，而要做到通过事物的现象了解上帝，实在是非自然哲学莫属。”[5]

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总释中有着这样一段话。它所要表达的也是这样一个观点：认识上帝的作品就是认识上帝，认识宇宙的构造就是认识上帝。牛顿在此不忘声明自己工作的归属：对上帝的信仰。尽管牛顿和米开朗基罗、加尔文一样，也有一颗虔诚的心，但他实践信仰的方式却与他们完全不同。米开朗基罗选择艺术，加尔文选择布道，他们的献身方式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在牛顿看来，通过上帝的作品认识上帝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道路，“要做到通过事物的现象了解上帝，实在是非自然哲学莫属”。通过自然哲学认识上帝，不是道路之一，而是唯一的道路。

至此，牛顿奠定的是一个为信仰献身的新流派。自然科学无非是一种认识上帝的手段，一种实践信仰的方式。因而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精神上并不具备任何突兀性和革命性，它植根于欧洲深厚的宗教传统，源于信仰，归于信仰。科学精神就是证明上帝的完美和无所不在，它是宗教精神的近代表现。

自然科学的诞生如果具备革命性，其革命性只可能来自于信仰方式的改变。这恰恰也说明，科学革命都是技术革命，它在哲学上不会有任何创新。牛顿的自然哲学就是自然科学的全部哲学，牛顿的继承人只是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将它们放大或细节化。另一方面，牛顿开创的新的信仰方式以及由此奠定的新传统也并非无中生有。牛顿也只是用自己的技术和手段放大或细节化了他所拥有的自然哲学。牛顿的技术就是数学，换言之，数学就是技术。

现在，自然科学和宗教信仰的命运背后，一条哲学的暗流显露出来。但哲学只是文化的工具，我们没有必要假设一个哲学实体，为之困惑烦恼。牛顿改变了自然哲学的表达方式，改变了它的语言，这无意中一次性解决了所有问题。他的哲学，他的技术，他的信仰，他的性格，一切都在新的言说方式中显现，不能截然区分，却也无需区分。新的言说方式，这意味着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新的命运。

1564年，米开朗基罗逝世。

1564年，加尔文逝世。

历史走过七十八年。

1642年，牛顿诞生。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本章的开头。但此刻，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七十八年间，新旧言说方式正在激烈辩论，哲学的暗流正在汹涌腾挪。这是不容忽视的七十八年。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用撬起地球。

上帝没有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却给了他一位传人。

1564年到1642年，这不容忽视的七十八年，构成了伽利略的一生。

伽利略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在不容忽视的七十八年间不可替代地交汇了。伽利略，成为欧洲命运的转折，时代的支点。

[1]以上所有引用出自：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王克迪译．陕西人民出版社，武汉出版社．2001．1，2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9

[3]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诗全集．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70

[4]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译本未出版发行。available at http://www.godoor.com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y John Calvin Hos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Publisher/Copy right holder:Mr. Sau Chung FUNG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