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仪式的动物。——维特根斯坦

 

在《全球通史》中我读到一首诗的片断，据说是一位古埃及诗人写给尼罗河的赞美：

看，这位伟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们征税

也不强迫我们服劳役

有谁能不惊讶

有谁

说是忠于它的臣民

真能做到信守诺言

瞧

它信守诺言多么按时

馈赠礼物又多么大方

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穷人，富人

强者，弱者

不加区别，毫不偏袒

这些就是他的礼物

比金银更贵重

……

如果作者没有告诉我说这位诗人是在描写尼罗河，由于一直沉迷在古代文明天文学领域，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看，这就是古埃及对天相恒常的描述。请注意他所说的伟大的君主，基于我对古埃及天文学的研究，其所指不是太阳而是古埃及人极其关注的天狼星。”如果有需要，我也许还会指出诗人所说的“它信守诺言是多么按时”正是古埃及人对天体运动周期性的认识在文学艺术中的体现。然而作者已经指出，这位诗人是在对尼罗河抒情。如果没有作者的提醒，假设我就真把本质上是臆想的论断在课堂上作为一个研讨的论据广为发布，那我可真是在信口雌黄欺骗良知；更可怕的是，如果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不再怀疑和追问，那么那位可怜的诗人在诗中倾注的所有赞美就将被我们从尼罗河中死拽出来，硬生生地甩到天狼星上去。

这个假说引得我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位诗人的不幸是一个特例吗？古今中外多少历史研究，到底有几位研究者有幸遇到先知，能够让先知在他们对史料下手研究之前——像《全球通史》的作者在我读到这首诗之前事先给我提醒（诗人在给尼罗河写诗）一样——及时给予他们的历史研究必要的忠告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导致了理智的惶恐：如果诗人的不幸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我们所知的历史？如果历史不是一个骗局，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如果人类历史真的是滚滚向前，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达尔文没有骗我们，那么刚刚发育成为人类的那些“动物”是如何以一种极其落后，落后到现代人无法忍受的方式生活着？在那些没有被记录的岁月里，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今天一样遵纪守法举止得体，只是偶尔拿部族里最美丽的少女祭祀一下太阳或某个神灵？没有自动售货机和移动电话，在被历史学家娓娓道出的公元几千年以前以及之后的若干世纪，人类是否整日忙碌，只是为了完成我们今天拥有的机器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轻松完成的任务？如今看来已如朝雾般消逝的古代文明是否真如流行的学说中指出的那样，是人类幼年的足迹，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它们已被人类进步的浪潮所冲刷，被人类前进的脚步所覆盖？人们习惯感叹“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埃及建造金字塔是多么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古巴比伦人测算的历法的精确度是如此之高，和今天最精确的测算相比误差只有多少多少”，而给出这种评价的人们背后站立的是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这些问题的设想（还不是思考或者提炼）已使我兴奋地意识到，人类面对的，一如既往，是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而人类拥有的历史，此刻却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神秘和幽深。尽管这种无限丰富性给予我们的首先不是思考而是感受，但历史的气质不但不断地呼唤我们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挺身而出，还呼唤我们的理智勇敢地负起使命——如果你打算进行一番追问的话。

 

且不论人类什么时候开始面对世界的丰富性，单问一下，人类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世界的呢？也就是说，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人类忽然发现了自己？也许《圣经》创世记（GENESIS）里对于亚当和夏娃的描述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寓言：夏娃因为受到变作蛇的撒旦的诱惑，偷吃了智慧之果，并让亚当也吃了几口，于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个围裙”。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说明在偷吃智慧之果之前他们是不知道这一点的。这个细节引人入胜，让我遥想人类获得独立意识的那一刻。获得主客观对立的意识——人不但可以把自身之外的世界当作客体，还可以把自身当作客体——显现出意识的独立性——不把自身当作客体就不存在所谓的“自身之外的世界”，这便是“人类对自己的发现”。在这种“发现”之前，“认识”是不可想象的——获得独立的意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开始。但随着对人类什么时候获得独立意识即对主客体何时分离问题关注的深入，我发现问题发生了转向。考证哪一刻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意识如同一条河，我们无法给予她一个静态的起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是如何与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如何动用离开伊甸园时唯一带走的东西——智慧——实践自己的命运。

 

   也许有人会认为拿《圣经》中的故事当作一个学术上的论据是极其不妥的。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然而，我并没有拿那个具有启发性的寓言作为学术根据，我只是拿来作为一颗联想的种子。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做很过分，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那么我将不无遗憾地指出，还有更过分的。假设我把一位历史研究工作者放在西方中世纪生活，还让他作了僧侣，信奉基督教，那么在开始对人类从远古走向文明的历史进行研究之前，他必先高举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奠定的“历史过程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这样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旗帜，然后才开始有条不紊地组织材料，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让时间顺利地流淌到耶稣基督的诞辰。这就是盛行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学研究方式。出于对世界丰富性的认同和进而产生的宽容，我并不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学是胡言乱语。从审美的角度讲，这种为了信仰而放弃了所谓的对事实的尊重的历史观也不失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学问。然而，在如今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全世界人民必须使用一种带有实证色彩的口吻进行交流，学术研究也必须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对于那些关心历史，欲图破解其中奥秘的人来说，最大限度地实事求是是起码的要求。所以对于那些消逝的文明，除了去打扰她们死去的文字和残留的建筑的宁静之外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就是传统上历史研究的两条路：考据和考古。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和古人的文字记录进而和古人的语言打交道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可以在属于不同文明的语言中看到创造各文明的民族风格迥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比较、研究西方语言（比如英文）和中文的使用的异同中看到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沟壑纵横的差别以及起伏跌宕的联系。而对古代遗迹的考察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看清历史。考古学家坚信古文明遗迹总是在静静地诉说，黄昏里的金字塔和黄昏里的白宫意义截然不同，而考据学者无暇关心这些多情的风景，他们在乎的是作为密码的语言文字背后的东西。不幸的是，所有已经拥有的证据表明，人类大约是在5000年前才学会书写。然而，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等西方科学诸领域的科学家们已经把他们的智慧应用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的“史前时期”。如果不是基于对整个西方科学的信任，我们没有理由说服自己按照科学家所标识的那样去理解我们的祖先和人类的过去。所以我们不能只把希望建立在考古进展上，期待“考古发现”自己坦白交代，也不能只是破译古人的密码，用诗一般的结论解答理智的疑难。唯有批判所有拥有的资源，我们才能开始有所言说。

 

   在我开始考察“人类如何与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之前还需要指出一点：我们现代人装备的线性时间观。简单讲，这种时间观让我们在心中划一根数轴，以耶稣的诞辰为零点，时间如同实数轴一样向两边延伸。这种叙述时间的方式其实上是中世纪史学家的发明。《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便有了一个起点，而基督的生日可以作为一个标志，于是中世纪史学家把起点和标志连接起来，在中间填上人类活动，更准确地说，填上上帝对人类的安排。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及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匆匆岁月中，那些书写历史的人竟然沿用了这一记时方式，改变的似乎只是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人类活动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然而这种记时方式没有被遗弃，说明它必定具有某种正好暗合了新的历史观的特性，而且它足够优秀，似乎不必发明更好的记时方法取而代之。也许那些的学者，如伏尔泰，认为这种记时方式比较方便，且因为中世纪史学传统的影响，它不易被其它方式取代，所以就顺手拿来用了。但是我不无意外地发现，伏尔泰时代撰写历史的学者都是牛顿的信徒。牛顿的时间观，正是刚才描述的线性时间观：时间是均匀的，向数轴两端无限延伸。断言伏尔泰式的史学家间接信奉并直接使用了牛顿时间观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因为我并没有严格的证据。但作为西方文明的精英，伏尔泰和牛顿不必暗合就被相同的文明所滋养，为这种文明作出贡献，进而继续滋养西方文明的后代子孙。如今我们书写历史的记时方式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谓现代人的时间观，无疑正是西方文明教化的结果。

 

   看待时间的方式紧密地关联着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线性的时间观导致我们拥有了线性的历史。按照这种观念，人类仿佛是从时间轴的一端爬到另一端的虫子，做着匀速直线运动，而人类的开端和终点在线性时间观中便成为永恒的问题。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看似是人类固有的永恒的问题，其实上只是人类装备了线性时间观后才产生的疑问。而按照线性时间观的假定，即时间轴向两端无限延伸，我们只能坦白地承认（尽管是很不情愿地承认），人类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无限延伸）；我们知道的只是，人类已经爬过了时间轴上一定的区间，正在爬行，并且将向未知的却似乎已是安排好的区间爬去。关于线性时间观有一大堆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比如现代人对未来的焦虑，对存在的反思等等。但此刻我们要关注的是：线性时间观是绝对普遍的吗？即它是一直就有的吗，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人类的各个时期？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一点，那么它是什么文明的产物？如果存在这种文明之外的文明，居于其中的人们拥有怎样的时间观？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假如一个文明不考虑过去和未来，他们怎么对待“时间”？

已有足够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古代诸文明都是依据对于天相的研究来测算时间制定历法的。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古文明的时间观就是从天文研究中来，完全排除其它因素介入的可能性，但被古文明巩固了的天文研究与记时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足以作为我们拿古代天文学作为研究切入点的理由。研究古代文明的天文学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至少为解决问题提供建设性的准备。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洞察：世界的丰富性从来不曾缺席。如果它在某些思维方式中不曾出现，那么一定是被这种思维所携带的眼光屏蔽了——人们仿佛戴上了能够过滤丰富性的眼镜，丰富的世界在眼镜背后的人们看来是如此简单。造成这种屏蔽效果的并非什么不可想象之物，它是我们看的方式。假设现在你看到一个本子，里面写满了乱七八糟的符号，你觉得它像一本书，但那些符号显得变化无穷，形象无限丰富，完全不是你所能看懂的书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本子对你而言并不具备“书”的意义（或许只是一些粘合的纸张）。这时一个懂阿拉伯文的人走过来，告诉你那是一本《古兰经》，你所看到的是以极其严格的语法写成的教义，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每一句话都有确定的意义，并没有你向他描述的那种随意性。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对你而言的丰富性对那个懂得阿拉伯文的人来说并不存在。然而，对他而言缺席了的丰富性其实仍然在场。只是他获得了一种看的方式（如何识别阿拉伯文），帮他把你所看到的丰富性屏蔽掉了。懂得阿拉伯文的人和你的区别就在于他从丰富性中获得了确定性，从而获得这些“粘合的纸”作为“书”作为“《古兰经》”的意义。你所拥有的丰富性导致的是“书”和“《古兰经》”意义的缺失。推而广之，无限丰富乃是毫无意义。在这个例子当中，“看的方式”作为唯一一个关键因素把两个人区别开来。从这里我们看出，人和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的方式有很多，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一种“看的方式”，集中注意力，追求确定性。

 

对确定性的追求在天文学上首先体现为人类对周期性的认识。同样，“人类何时认识到周期性”这个问题也是不值得考证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人类如何把握周期性，如何运用之；这在不同文明的古代天文学中得到了色彩纷呈的体现。人类敏感到天体运动的周期性表现为一个转变，即，基于长期的对天体运动的无意识的观察，人们发现有些现象会重复出现，于是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观察。这个转变就是从无意识观察到有意识观察。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必然与人们自身的某种需要达成默契。随着有意识的观察的深入，丰富性被逐渐过滤，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某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上（比如月相）。观察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也随着观察的必要性的增强而得到提升。在对古代诸文明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进行天文观测并不类似于如今的天文学家进行的研究性工作，也不是所谓的天文爱好者的自发行为，已有绝对证据表明它是古代文明的官方事务，而且这项官方事务地位尊贵，意义非同小可。问题是，官方为何如此重视天文观测？换言之，对于古代文明中人，天文观测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活动的目的或者功用在哪里？

 

目前我们所占有的资料和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是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还是古代华夏文明，虽然都有独到的世界观和实践其世界观的方式，但其逐渐发展起来的天文学都直接服务于官方的历法制定。这是其一；其二，在某些文明中尤其明显，天相变化与人的活动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被严格地信守，所以观测天相的作用还在于即时准确地预知人的命运。后者因而更类似于占卜，于是在有些研究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占星学”这个用以体现古代天文观测这一功用的概念。官方为什么要制定历法？流行的学说认为制定历法是为了更有效地安排生产生活。而占卜的意义似乎很明显，即预知命运之后人可以趋利避害逢凶化吉。

 

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给予这样的理解。人首先要生存，其次才是发展。就生存而言，食物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据考古研究结果，早期人类是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必须对与此相关的诸多自然现象打交道，进而开始熟悉它们。这种熟悉的过程类似于对周期性的把握，即某些现象总是和与生存必须的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重复出现。于是人类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现象上，忽略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这种“集中注意力”和“忽略”便是与世界的丰富性打交道的方法。早期人类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获得食物，于是其注意力大都指向与食物的获得相关的地方。当人们注意到某些植物的某些部分（我们今天称之为“种子”或“果实”）可以食用，于是他们采摘之，而在某个他们周围发生的容易被观测到的现象（为什么不可以是天文现象呢？）重复出现之后，这些可作为食物的部分又可以重新获得，但在重复出现的现象重复出现间歇，这些食物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获取的。也许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关注使早期人类开始定点采集，利用这种能够反复获取食物的植物，因为它能定期供应食物；另一个结果就是早期人类获得了这样的确定性：这种食物的获取与特定现象之间有确定的关联。尽管上面的描述并无可供考证的事实作为根据，在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疏漏，因而也许只是一种猜测，但它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式。类似的猜测还有很多，我们还可以问：早期人类难道真的认为植物会长出食物吗？为什么不是那些与食物的出现同时出现的现象把食物“变”出来的呢？换言之，是那些现象给予了人们食物，而不是植物。如果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关注植物的意义就远不如关注特定的现象，而这种关注便是性命攸关的。天相恒常，用如今的科学语言来描述，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对地球人而言是长期存在的，都有规律可寻。所以有理由相信早期人类能够把食物获取和天相变化牢牢地联系起来——为了生存，他们不舍昼夜地抬头仰望。

 

刚才的论述似乎解决了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天文观测。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大，从食物采集转到农业种植，情况就完全不同。其实，我并没有解决“对古代文明中人，天文观测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农业种植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生存革命，把人类从被动获得事物的崇山峻岭中解放出来，带到了积极获取食物的广袤平原上。主动性将要求更多的今天我们称为农业知识的东西。也许刚才对采集和天相的关系的猜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接近古人的方式，但对农业知识的积累和使用的想象可能会因为知识自身的复杂性而显得过于飘忽。让我们跳过那段对严格考证的史学而言过分泥泞的时期，直接面对已经有史可考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充分辉煌过的农业文明。能够被称作文明，说明这些人所拥有的确定性已经达到了足够复杂的程度，我们可分析的对象相对充裕；之所以只考察农业文明，因为著名的古代四大文明无一不是农业文明。

当食物的获取从随机变为可控制，即从不定的采集或定点采集转到种植以及对动物的饲养，食物数量开始有了可操作的增长，于是生存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人口数随之上升。这种可操作性要求工具和地理环境同时适应操作需要，也就是说，四大文明都发源于大江大河和农业种植需要灌溉有密切联系。而工具的发展要复杂得多。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指出，农业文明是由从新石器时代的部族文化发展而来。而人类是如何从部族的简单的种植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农业文明的呢？我并不打算为文明下个定义，比如界定它必须拥有大规模的城市，有权力机构政治力量，社会阶层和文学艺术，进而分门别类地为这些标志寻根求源。诸多研究表明，古代文明是大量部族文化冲突融和的结果。这说明人口的迁徙和战争不可避免，各民族的史诗中还残存着这种冲突融和即新文明分娩的影子。上文提到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在生产和战争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部族间的战争让拥有先进工具的一方存活下来，我们甚至可以不无夸张地认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便是一个对人类文明的淘汰选择过程。而天文观测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古代诸文明的活动，并没有被历史淘汰，必然有其普适的积极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按这个角度看古代文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之所以农业在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它是文明中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食物——的来源，“基本”在这里就意味着关键，因而古人的活动将围绕着这个关键展开。所以，文明出现在江河流域并非因为人类亲水，而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了农业，人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最终定居在大河两岸，世代繁衍。在此我们看到，文明从来不是静态地生长发育起来的；经过了长期艰难地筛选，那些优秀的范式被采用，然而一次又一次，更优秀的方式方法取而代之。

 

请注意，刚才我使用了“优秀”一词，但它并不是一个判断标准。在此，“优秀”只是一个习惯地形容或是一次礼貌地称赞，“优秀”背后其实另有标准。正是“优秀”背后的标准让我们作出评价，指出哪种文明是进步的，哪种是落后的。而当我们对这看不见的标准进行查看时，“进步”和“落后”就自然隐退了。断言文明不断进步，历史不断前进乃是依据我们今天的文明拥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作出的判断。唯有尽可能地悬置我们当下的价值取向，文明——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消亡的还是昌盛的——才能以最自然的体态出落在我们面前。

 

基于对文明动态生息的认同，古代天文学在古代农业文明无数次杂交换代之后仍然生生不息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问，难道天文观测的意义只限于为农时安排提供参照体系吗？历史研究著作中大量充斥了“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为君主制定了精确可靠的历法，让他得以有效地安排其统治的疆土上农业的生产”之类的论断，然而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古代君王并不直接负责领导农业生产，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的福祗和统治。作为君主的臣子，负责天文测量的官员测算天相编订历法是直接为君主服务的，因而这种活动的意义应该取决于统治者的目的。也许只是四季更替和农作物生长周期暗中相应以及人们对丰收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法的制定和对天相的关注，但对于播种和收割，掌握降雨和河水泛滥的规律似乎更为有用一些。大量破译的史料令我们不安：古代文明天文观测的连续性达到了极其惊人的程度——认为连续几个世纪地凝视天空记录天相只为了种种稻子养养山羊，或者认为是出于敬业基于兴趣，都不能抚平我们理智的渴求。况且，对天相的研究并不是唯一能够有助于人们掌握这些规律的方式，要不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不会发现古人祈求丰收、祭祀河神的仪式以及诸多预测降雨的民间秘方。祭祀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种遥远而神秘的仪式，和愚昧、迷信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不是因为某种必需，这些仪式没有理由被古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隆重施行。有记载可供考证，古代文明极其重视祭祀，并且这被定义为皇家事务定期举行——尽管并不一定由帝王亲自出面，但帝王直接对此负责；而何时举行仪式便是严格遵循据天相观测制出的历法。

 

就历法自身的性质而言，现在公认的古文明历法有太阴历（依据月相制定的历法，如伊斯兰历），太阳历（依据太阳周年视运动周期——回归年——制定的历法，如古埃及历，古玛雅历），以及太阴太阳历（把回归年和朔望月并列为制历的周期，如古巴比伦历，古希腊历）。然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用以指导生活的历法并不是以“天文年历”开始的。人类从世界的丰富性中体会出“日”的周期性，日复一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月亮的阴晴圆缺亏损盈满看到了“月”的周期性，当寒暑往来河水泛滥草木枯荣鱼汛花期等物候变化生动地印入人们的眼帘中时，比“月”更长的周期性才被人们所了解。如果以物候作为参照系的历法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哪怕是在大规模农业兴起之后，发明更可靠更普适的历法也显得多余。若不是听到了急切的呼唤声，人们不会开始寻找更优秀的参照系来发明历法。基于当时操作性的限制，综合考虑了天文和人类活动的历法终于及时出现，满足了人们的迫切需要，而这些历法无一例外地把人类对周期性的把握扩大到了“年”。但是，加了闰的太阴太阳历已经和四季更替农业生产很好地吻合——即便是保守地宣称古人不厌其烦地修订历法，提高其精确性（以至于比较起今天高科技测算结果来只有点滴误差）只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依然有欠稳妥。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对精确性的追求是古人出于审美的需要而非诸如农业生产这么粗枝大叶的世俗目的？为什么历法能够用来安排农时的作用不能是编订历法的结果而一定要是初衷？有意思的是，有些文明在同一时期同时使用的历法不止一部（玛雅人就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纪年方法，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慎重考虑天文对于古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们转向分析“天相变化与人的活动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哪怕这种考察由于其分析对象与今天科学所提倡的观念南辕北辙因而也许最终无助于我们看清古代天文学的面貌，但对被认为是古人长期存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信念进行必要的查看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冗余无理的要求。

 

上文提到，天相恒常，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人们把某些特定天文现象与食物的获得捆绑在一起，从观测天相中获得提示从而获得食物。严格说来这是一个并不严格的阐释，但对直观理解古人信奉天相与人事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种观念，正如在这个猜测中体现的那样，是从人类通过过滤世界丰富性获得的，进而在实践中无数次的检验之后被巩固下来的确定性中抽象出来的。华夏文明作为唯一一个没有过早湮灭的古代文明，留下了大量丰富的史料支持我们的假说。在这种文明中，“天人交感”、“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等观念并不是什么不可操作的理论，也并不像今天对这种文明的研究者宣称的那样只是理论对自身的总结。作为在那些坚信天相人事间拥有必然联系的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华夏文明中人对“天”持有独特的看法。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拜天教”，进而能够为中国古人的仪式找到符合西方文明思维方式的理由。但如果有机会阅读到中国古人的文献著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们无意提炼一个类似“神”一样的“天”。我们可以从祭祀入手，考察他们是如何实践“天人交感”的。

在中国古代，祭天是一项极其尊贵极其重要的皇家事务。所谓天相和人事的必然关系，在此表现为帝王之尊乃是天授。人们习惯性地把这一点看作是统治者为了统治而编造的谎言。但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无比重视天文观测，不论是王族继位还是改朝换代后新帝王的登基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原先的历法将被废除，新帝王庄严登基昭告天下，颁布新历法。只有经过这样的仪式，帝王才成其为帝王。换言之，人如果不根据天意做出相应的反应，人就无法获得必要的意义。祭祀的意义还在于向“天”表现出人的愿望，这种表现并不是无赖式的讨好，而是严格实践“天人相通”的信念。这种天相人事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此表现为一种互动：天能够影响人，人也可以改变天；只是一定要说哪个更具有决定性，那么中国古人选择天。帝王要能够统治苍生，就必须顺应天的旨意，如果不顺应天意，那么帝王就没有资格继续统治疆土；统治地好，“天降祥瑞”，统治不好，“险相环生”。“成王败寇”只是功利主义的变种，“奉天承运”才是正统的皇道。而如何顺应天时揣度天意从而更好地统治国家呢？从操作性的角度来说，首先必须对天相进行观测。因而观测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不容置疑。让李约瑟博士惊叹不已的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绵延不绝的天文观测记录便是最好的证据。倘若“帝王之尊乃是天授”是一个骗局，“天子”只是为了欺骗百姓，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动用如此大规模的智力和体力，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机制和法则，到头来只为编织一个并不美丽的谎言。而历法的功用在此有了完全不同的体现：与其说颁布历法象征皇权，不如把新修历法看作是古人对天相变化和人事变动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如果我们不过分怀疑古代帝王的权力以及古人的智力，单纯认为编订历法为农业服务，为何中国古人要因王位更替而不厌其烦地修订纪元方式并把登基仪式作为颁布的时机？

 

事实上，中国古代自商朝以来历法就一直没有较大的改变，这套历法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出来的优良品质使它在未来的几千年中即使保持不变也不会造成农业生产的混乱从而不必因为恒星年和回归年的差别而作出适当的修改。然而中国古人在拥有了这样的历法之后的几千年里供养了无数的天文官员，如果是出于对传统的认可那这种供养也未免太过奢侈。根据上文对“天人互动”的阐释，我们发现天文官员存在的必要性和对历法修改的迫切性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并保持人事和天相变化的紧密关联。这种对历法的苛求在数学上表现出的是精确性，但“精确”已经是当今文明的评价标准了。如果中国古人打算进行一番评价，我大胆地给予猜测，他们使用的词该是“协调”。而刚才我在描述帝王登基时强调的“新历法”，并不是对自古传承的历法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从而新修的历法，它是 “第二套”历法：纪元方式。

修订纪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当我们装备了线性时间观，当我们不再怀疑把耶稣基督的诞辰作为元年的合理性之后，纪元便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中国古人对更改纪元的爱好似乎暗示我们什么。我们发现，纪元方式直接服务于古人对时间的描述。对时间的叙述方式植根于对时间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的时间观主导中国古人如何纪元。那么中国古人频繁更改纪元的记时方式对应着怎样的时间观？如果中国古人叙述时间的方式与他们的时间观的关系拥有与“天人交感”类似的互动性，其纪元方式又来自于他们的天文学——而其天文学背负着“天人交感”的信念，那么我们将有这样的发现：中国古人的“时间”不是定死在数轴上的刻度，而是动态地应和着天相的变化和人事的变更。拥有这种时间观的文明，对其历史的评价没有所谓的“进步”与“落后”，只有是否“顺应天命”或者是否“天人合一”；其历史的叙述方式也只需在乎两件事，一个是纪元，一个是人事。当然，为了保证“顺应天命”，历史叙述中还必然体现出对天相足够关心。把中国古人的时间观作为了解他们的切入点，整个华夏文明一下子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向我们敞开。

 

我们应该庆幸，这些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在寿数耗尽之后仍然被我们所查知，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似和相异，在令我们惊奇之后仍然能够给予我们滋养。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处于古人生活的环境之中。是否还有机会让我们真切地了解甚至还原他们的世界观和为之服务的一系列方法论？今天的人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古人？我们仿佛又回到本文开篇时的疑问。

上文对于华夏文明的解读，是建立在承认他们关于天相人事互动交感的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事实上这种和我们今天对天相人事的观念绝然区别的观念背后必然埋伏着一个在更大程度上和我们今天的世界观迥然相异的世界观。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考察，从天文学入手，辗转至此，发现所要探究的问题最终指向对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进行审视。“时间”这个看似简单平常的概念在对中国古人的天文学进行分析之后突然变得如此不平常不简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单是对“时间”的不同看法就足以将中国古代文明和我们今天的文明截然区分。以上我们看到了个别文明的特质，那么，所有人类文明是否拥有一种共同的不受各自文明干扰的特质弥漫在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居于其中的人类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的话，它是否不受时空限制，已经被记录了下来，在那些消逝的古代文明之中？

 

这个问题的提出使人振奋，因为我们对古代天文学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所有证据表明，不论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都具备的共性是，它们都培育出了高度发达的区别于近代天文学的古代天文学。用地理名称标识文明只是出于习惯和方便的考虑，绝非点明其可贵之处；而古代诸文明的天文学却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各自发展起来，并且就学科本身性质而言无一不在当时的操作性允许的条件下登峰造极令同时代的其他学科望其项背。然而，古代四大文明的天文学没有一个发展成为今天的天文科学，继续它们的辉煌。它们的晚景不是变种便是绝种。为何古代天文学拥有如此卓越的学科血统却并没有留下子嗣哪怕是一脉单传？

让我们回想一下前文关于两个人识别阿拉伯文的论述。在那个例子中，“看的方式”把两个人区别开来。把没有天文学和有天文学的民族以及把拥有不同天文学的文明区别开来的，正是他们看待天相的不同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避开今天的文明对于天文学的理解给我们的理解造成的干扰。古代天文学直接服务于古文明中人的记时方式和祭祀仪式的事实本身已然说明，它不是类似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对事物的广延性进行研究的学问，本质上它们并不是类似于当今文明中的天文学的科学，因而不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予以评价。综合前面得到的所有结论，古代诸文明的天文学是古人面对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世界做出的真诚反应：寻找确定性从而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所以古代天文学又有“占星学”的称谓。这个体现了古人通过天相观测寻找确定性从而预知人的命运的名字，比起“古代天文学”这种干枯的分类叫法，可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名。当人类暴露在无限丰富性中而毫无确定时，人类是没有文明的。文明的过程就是不断获得确定性的过程；文明的更替也是依据更高确定性的需求和人们能够操作的程度。当我们把人类文明总结为对确定性的追求，人类的历史使命是尽其所能地把握提纯确定性时，我们的视野一瞬间又重新变得无比开阔，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一瞬间洗心革面了一番。

 

转换视角，把追求确定性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许多一度困扰我们的问题便获得了前所未有通透和明晰。首先，古代诸文明各自发展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的事实在这个前提下将被看作是历史的必然。限于当时的物质工具和操作技术，古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当时最具有确定性的事物。天体运动的周期比地上任何事物的特质都更具有恒常性和可观测性，出于使命的召唤，人类尽管天涯零落，却都朝向相同的天体世代仰望忍受千年孤独。生产粮食只是为了更好地观测太阳和月亮，迁移和战争不过是想要在交流比较中凝视星空。在诸多把握确定性的活动之中，古代天文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先天优势而获得了最可靠，最杰出的确定性进而成为人类的不朽创作被历史收藏。当我们回眸历史，这种卓越的贡献总是岿然屹立。所以，对于古代人类的天文学，与其说它们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里程碑，不如说它们是人类文明的赫赫丰碑。假如现在我们回过头问中国古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天相作为最终决定命运的因素,答案已经非常明显。我们今天使用石英钟表，配备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无非为了更加精确地把握我们的世界。而这里的精确性倒不是一个上文提到的“称赞”，它恰恰是实实在在的属于今天文明的准则。受西方文明殖民——那种蚕食鲸吞的同化——过的当今世界，有人念念不忘复兴西方中心论中描述的“大同世界”，而不是西方文明子孙的人们也几乎都已容忍并习惯了繁荣于古希腊的文明的后人对他们进行说教和勾引。如今使用“精确”正是西方文明几何眼光要求的确定性，从对人类追求确定性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完全值得肯定。在综合了上文对古代文明与今日文明在追求确定性方面的相同表现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更高的确定性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追求——它乃是更古绵延的对“神性”的渴望。古代文明的天文学还大量地服务了它们的宗教，这或许可以让我们大胆地逆向求解，认为宗教的产生便是出于对这渴望的过度抽象，以至于不再基于经验到的丰富性和可操作性而直接保留仪式与内心的执着。

未来的文明是否仍会继续着对这“神性”的追求，像古代中国人埃及人玛雅人那样，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与毅力，以对命运负责的态度前仆后继，做到文明不息追求不止呢？如果这种追求要求我们不但要继承先烈的成果还要推陈出新，那爱因斯坦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牛顿时空观的迷信，再一次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一次性颠覆了牛顿对西方文明机械时空观的整合，尽管只是在理论上做到了这些。

用确定性的眼光查看历史和世界，从主客体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天文学无疑是古文明对自身之外的客体之确定性的最高把握；而人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的复杂性就体现在，人的独立意识让人能够自己改造自己——自我促进，自我抑止，甚至自我损毁（自杀）。因而医学只能作为人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方式之一，因为古人对意识的看法和对自身命运的理解无疑也是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方式或其体现。而主客体的对立导致的是主体与客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谓的“灵魂不死”也许正是古人把对天相周期性的认识投射在自己身上得出的信念进而出于对天相确定性的信任而虔诚地为自己的来世作准备，坚定地固守着不灭的灵魂。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那些能够对如此繁复的确定性进行提纯的文明有资格享有特别的赞美：当一种文明从容地把对人自身之外的确定性和自身的确定性统一起来（从而打消了主客体的对立）时，它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同小可的。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明把对天相的确定性的把握和对人事的确定性的把握有机结合在一起，强调二者的辨证关系，进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不论是在对确定性提纯的工艺方面还是在对人类命运把握的导向层面都体现了超凡卓绝的智慧。

 

在结束以确定性为核心对人类文明进行的阐发之时，我们不禁要问：古人凭什么确定它们对天相人事之间必然联系的信念？他们怎么确定他们把握了确定性？从那些被珍藏的极为稀少的玛雅手卷中我们能够破解出多少古人的生活？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关注粮食和爱情？孔子和伯拉图的著作被我们阅读了两千多年，对他们的理解的丰富性难道不是对他们把握的确定性的反动？所有的传统如果没有走到我们的对立面，那它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意义被剥光之后难道不只是一系列的规则和操作方法？当近代科学大张旗鼓地横行在这个并不理性的世界，它所宣扬的一切为何不是如同古人粘贴在天球上的演义一般，在有效性的支持下施行魔法骗取信任？如果确定性只是人类自己的发明，对那天相的描述，哪怕再系统再完备再精确再和谐，它也只不过是那一群人的游戏，所谓的“天文”便只是游戏中人粘贴在天穹的天书上满写的谜语。如果语言源自生活，而作为人类实践基地的生活因实践而始终变化，它从不曾向语言宣誓效忠。而当语言也不是生活的忠实仆人的事实被戳穿之后，语言的命运，要么是如珍藏在博物馆的玛雅书卷一般陈列在我们面前的尸体，要么是写在天穹上的迷语一般的密码，而解开的钥匙早已永远地丢失。如果一定要给确定性寻找一个基础，我想不出有比内心的力量更好的答案。而“内心的力量”这种象征性的词汇通过分析完全能将它还原为时代和生活。一切迹象表明我们除了追问还是在追问，如同祭祀仪式中的祭司屡屡问天。

 

此刻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些在新月峡谷举行祭祀仪式的人类的身影。他们活灵活现的表演无比庄严无比美丽，却和现代人一样眼角总挂起神秘的笑容。只在少女即将被投入火中的刹那，所有的光影、节奏、尖叫、色彩以及孩子们脸上永恒的无知向我们宣布：唯有一个空空仪式，作为人类寄居的壳。

 

 

 

 

 

 

 

 

 

2003-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