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会记住把这债还了吗？”

“我会记住还这债的，还有别的事么？”克里托说。

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回答了。一两分钟后，侍者揭开苏格拉底脸上的遮掩物，他的双目已经发直，克里托随即合上了苏格拉底的眼睛。

这是记录在柏拉图著名的《斐多》对话录中关于苏格拉底临终的一个细节。

如果柏拉图没有记错的话，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生命与逻各斯》153页上说，苏格拉底临终不忘还债，而他的死是因为他追求公正，这与他曾经雄辩地将还债从公正的定义中驱逐出去的做法是南辕北辙的。著者的意思是，柏拉图的思想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多个系统，因而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进而，我们有必要在研究柏拉图思想或者其著述中的苏格拉底思想时注意区分不同系统，以免陷入扑朔迷离的困境。

然而，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按照古希腊习俗，一个人在被医生治好一场病之后，应当送医神一只公鸡作为答谢。我们是否可以将苏格拉底的话进行如下解释呢？彼时，苏格拉底即将死去，而他将这生命的消逝看作大病将愈，因而他的遗言并不是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弥补——比如还债——而是告诉世人，自己面对死亡不但坦然，如你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而且，我苏格拉底是乐于死亡的。

且不论如此这般恶生乐死的苏格拉底该如何去理解，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今天关于苏格拉底的一切认识都是基于后人的著述，而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若干对话篇。因而我也赞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尽管它只是表明了我们无法突破的局限性，即历史永远无法得到还原，它已经发生，已经逝去，一旦涌现便已落入永恒的黑暗之中，所谓的历史的真实似乎是永远不能获得的了。但这个说法并不代表历史就只是一些可供当下讨论的话题或材料，或者可以肆意填充的躯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妨把它作为一句格言——提供了一个警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是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等待我们去实现。历史研究是积极的阐释而不是消极的记录。苏格拉底的成功或许正在于柏拉图。

 

苏格拉底曾说，自己是雅典的“牛虻”。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言行对于很多人而言具有现实的杀伤力，至少，是阵痛感。他的生活（生命）——按《生命与逻各斯》的习惯——就是不断提醒雅典悠闲、自足、欢快、幸福的人们，其实，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他热衷于与人讨论善、公正，并且，通过柏拉图，我们看到，尽管他从未给出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答案，但却在当时具体的语境和情境下获得了胜势。试想，当你正在春风得意时，一个丑陋而罗嗦的家伙竟然和蔼可亲地走到你的身边，拉着你说，朋友，你并不了解自己，你是增加了快乐呢还是顿时陷入迷惘？不论如何，这种刺激绝对不是甜蜜的抚摸。直到苏格拉底被定罪为雅典的敌人，我们才意识到，他屡屡获得的胜势并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快感，而对于那些遭受过打击的人们，苏格拉底不止是一个烦人的老者，而且是生命中永远的痛。

但还有一些人，他们爱戴苏格拉底，拥护他，追随他，愿意听他的教诲，时常请他到家里做客，与他辩论，关于城邦、关于善、关于公正和爱情，总之，一切与生命有关的事请，他们都乐于与苏格拉底交流，和他对话。

苏格拉底说自己是牛虻，因为他知道他的话是芒刺，是针尖，对于一个像老牛一样浑浑噩噩的城邦，一个认识到真正的生命（生活）的意义的人有必要去唤醒其他人，不断地唤醒，一个接一个，直到遍及整个城邦——因为不论如何，人属于城邦，而城邦也属于人。苏格拉底的生命（生活）的意义，不在于隐身神庙倾听神谕，不在于著书立传谋求功名；苏格拉底热爱生活（生命），因而当他把生命的意义看得如此之重时，怎能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她，动用自己所有的能力来考察她，审视她，并且，他对生命（生活）的爱是真正的爱就在于，他无私地把自己的生命（生活）与他人分享——通过和他们对话，甚至是毫不客气地、通过指出人们身上看不见的荒谬——介入他人的生活（生命），进而来达到对所有人的关爱。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不断地对话，不断地介入与人的交流（而不是与神）。

由此，苏格拉底绝对是个极其现世的人。作为牛虻的苏格拉底，活在自己现实的世界中。他一定也拥有无限丰富的岁月，惆怅、张扬、喜怒哀乐，拥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给予他生命（生活）芬芳美丽的回忆和憧憬。哪怕被后世熟知的“苏格拉底之死”，对于现实的苏格拉底而言，对于那只雅典的牛虻而言，都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和气质。

倘若我们大胆地认可苏格拉底临终遗言是表明了他把生命看作一场疾病，死亡是他欣然前往的归宿的话，我们将发现苏格拉底的“恶生乐死”并不是一种死到临头的自我安慰，而是他知道自己一直在正当地实现生命的价值，他一生的事业——对话——已经在历史上打下了坚实的烙印：对话的种子已经播出，一个苏格拉底死去了，千万个苏格拉底醒过来。

后人乐于谈论他之所以不愿逃离雅典、不愿违背法律乃是因为他品德高尚，不愿践踏自己深爱的法律和公正，但请给苏格拉底一点私人空间吧。苏格拉底对生命的热爱不在于保全生命，而在于发扬人的生命最与众不同的特质，用《生命与逻各斯》的话说，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好”。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热爱生命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要逃避呢？而且，此刻死去，苏格拉底认为，其实是“活得更好”。死亡只是一条模糊的地平线，它在远处等着我们，当我们走近，它就不见了。苏格拉底走向了死亡，他面对着它，发现它不见了。

 

关于苏格拉底的生活——对话，我无法谈论得更多。柏拉图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苏格拉底的对话篇：尽管量少，但却富足。或多或少关于苏格拉底对话的认识都可以通过阅读柏拉图的原著获得。但此刻我们要关心的是，是什么力量让苏格拉底如此强大，如此具有威胁，以至于一个无辜的老人被定罪而显得不再无辜？

希腊语里，逻各斯的原义是“言说”。后来，语言被不断使用的历史赋予了逻各斯更多的含义。理性、规律是时常被用来进行替换使用从而使得逻各斯与近代语境相容的词汇。苏格拉底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伙伴，一个穷追不舍的诘问者。面对文本，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对话中的人物。“理性”让逻各斯显得有些凝固，有些类似品德或者优点（当然有人会认为是缺点），但“言说”，“对话”让逻各斯回到了故乡。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拥有的是凝固下来的逻各斯。我们必须克制联想，克制文学冲动，那种欲图将学术变成艺术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分析。要认识到，尽管对话是凝固的，但却依然可以看到文字背后的意义。这些意义是什么呢？学术研究成果显示，是哲学。逻各斯在此显示为一种确定性，或者是具有确定性的思想体系：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进而，逻各斯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所有被凝固的言说，而这些言说并不是市井杂谈，而是具有庄重表情的哲理论述。所以，苏格拉底不再是一个好事罗嗦的诘问者，而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哲学家，敢于、勇于、并且善于与人们谈论哲学。

他的哲学是什么呢？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话已经成为格言，比如“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这种审视放到哲学语境中便是“思”——用理性对付世界和自身的不确定性，进而获得确定的认识。当把这些确定性“编辑”起来时，便成为了“集拢”的逻各斯。

要为学术作出贡献，就需要一些总结陈词来表达我们对苏格拉底的理解。比如他对公正的看法，对美德的定义，或者对善的要求。这种对整体性——姑且这么说——的偏好是否也属于苏格拉底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发现，苏格拉底作为对话中的人物，力图做到的是指出论辩的另一方的不完善，通过追问，让谬误自己暴露自己。而这种在对话中始终出现的追问呈现出来一种气质，或者说，一种要求：“唤醒你自己的理性吧”也许苏格拉底会说。

现在可以来回答为什么苏格拉底的言行成为了一种对城邦的威胁。唤醒你自己的理性，审视你自己的生活，如果它不适合你，那么抛弃它，选择新的，或者，开创新的属于你的生命的生活。无疑，对于一个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无数盲从的“大多数”的社会，一个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无条件听从吩咐——哪怕是不自觉的——的拥众的城邦而言，哪怕它施行民主，它也不可能做到真正公正地对待每个一人（哪怕换作每一个公民）。所以社会自有它的运行方式来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这正是法律或者公平公正原则的责任。但倘若人人都开始革命性的生活，那么公正公平将很难受到尊重。苏格拉底当然考虑到这一点，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耐心与人探讨了关于城邦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城邦，一个现实的物质实体，言说毕竟是不够——一个苏格拉底毕竟是不够的——他也知道，自己只是小小的牛虻。社会生活的操作性和公共性使得协调性要求要高于理性要求，而理性要求被苏格拉底强调了之后，必然引发一些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危机：普遍的危机便构成对城邦的威胁。现在，轮到民主派掌权得势了。作为统治者，他们深知：尽管苏格拉底是对的，但他是危险而有害的。

 

苏格拉底的公正、对城邦的爱与统治者的公正、对城邦的“责任”之间的冲突似乎构成了悲剧的一幕。人们感到愤怒：一个诚心诚意为了城邦的幸福毕生奉献自己的才智和热情的人竟然被城邦利益的代言人和拥众宣布有罪，并且最终处以极刑。就算统治者的初衷可以得到理解，群众的无知可以获得原谅，苏格拉底也还是死得不值。所以，似乎人们还需要通过不断赋予苏格拉底真正不朽的意义来让他死得安心。

在我们遭遇苏格拉底之前，事实上，我们首先遭遇的是柏拉图的对话篇。这些对话篇生动形象地为后人勾勒了一个鲜活饱满的苏格拉底。正是柏拉图的语言让苏格拉底没有彻底死去，他的意义，他的不朽，被一个叫柏拉图的学生定格于历史中。

苏格拉底是一个悲剧，但绝对不只是《生命与逻各斯》158页所言的“新悲剧”。所谓的“新悲剧”，如书中所讲，是可以在读者中激起敬仰与崇高，“是对人的价值的自信与踏实”；而与“新悲剧”相对应的“老式悲剧”则只能在观众心灵中激起恐怖与怜悯、困惑和不安。

这种区分难道不是用一种混乱来鉴别另一种混乱么？难道苏格拉底的死不能让读者心中产生一点困惑和不安么？难道《普洛米休斯》不能激起崇高与敬仰么？可是，当我们回忆起苏格拉底转述的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时，我们是否认识到，事实上，旧悲剧使用的是观众的眼光：看俄狄普斯弑父娶母，看他人的命运暴露在我们面前——但那是他人的不幸，是他人的事情：他们只是行事，但从不反思过错；而苏格拉底，他让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我们自身。苏格拉底不关注命运吗？不，但苏格拉底更关注人，他更关注人的反思。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自身的要求，一种竭力发扬人之为人的特质的渴望。

苏格拉底本人不是由命运致死的，而是自己要求去死的。苏格拉底之死不是人与命运的抗争或妥协，而是与自身战斗的结果。苏格拉底的生命（生活）在他死的那一刻实现了彻底的自我实现，是“对人的价值的自信与踏实”。换言之，即使没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也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尽到了无以复加的责任——那只牛虻已经度过了圆满的一生。倘若他的生命还在滋养后人，那是因为他的逻各斯日久弥新。柏拉图留下了苏格拉底的逻各斯，目送了苏格拉底的生命（生活）渐渐走远。生命与逻各斯在苏格拉底之死一幕中获得了最后也是最高的统一。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成为一个象征：生命与逻各斯的统一。

但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悲剧，而是一次示范：“我可以称他为我迄今为止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最正直、最优秀的人。”柏拉图在《斐多》里坦白地说。

让我们回忆起那句格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历史呈现出两面性：一面属于苏格拉底，属于那个我们几乎完全陌生的希腊老人；另一面的历史正是格言所强调的当代性。显然，对于柏拉图，这种当代性同样存在。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写无疑是苏格拉底如此杰出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在对苏格拉底的描写中实践着自己的哲学，实践着自己的生命与逻各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定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现在，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意义、苏格拉底对于城邦的意义、苏格拉底对于柏拉图的意义均已获得，唯独，苏格拉底对于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苏格拉底让柏拉图有机会通过老师之口言说哲学的话，我们通过柏拉图的把握做到了什么呢？苏格拉底对生命与逻各斯的统一的示范对于今天的人们有什么意义呢？

在古希腊，哲学家并不是孤独的、偶然隐伏潜行偶然起而抗争的漫游者，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和他生活的时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生命），而哲学在城邦生活（生命）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当两种生命发生冲突时，竟然需要大打出手，需要让一方站出来摧毁另一方使得矛盾获得解决或缓和。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大地花繁叶茂，而哲学也还未离弃她生长的土壤。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页历史，它却只剩下“当代性”这一面了。但其实这种两面性依然同时在场，只是我们现在背离了属于我们的历史，不愿或者无法继续去过苏格拉底的生活。

苏格拉底之死如果是悲剧，那么，其悲剧性真正所在不是城邦对苏格拉底的背叛，因为苏格拉底还愿意为城邦而死，人们还愿意为苏格拉底哭泣悲伤；苏格拉底之死如果是悲剧，那么悲剧性只可能在于，作为生命与逻各斯的统一的象征的苏格拉底，已经死了。

 

 

 

 

2003-12-27